今天,一些人已回到老家,和家人愉快地吃起了团圆饭,一些人正在回家过年的车上,憧憬和家人、老友相见时的欢乐场景。但还有一群人,他们将在等待快乐再次来临的过程中,在医院度过他们的春节——他们是抑郁症患者
“中500万,不上班啦!回家自给自足,噢耶!——我一定会好起来的。”这是深圳市康宁医院临床心理科一位患有抑郁症的病人给自己写的鼓励:前半句欢乐,后半句忧伤。他们是一群很想快乐,但却快乐不起来的人。世卫组织预计,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脑血管病的人类第二大疾病。《柳叶刀》(200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需要心理健康服务的人群高达2.48亿人,而仅有4.9%得到正规治疗。
10岁以下儿童也会得抑郁症
在精神障碍领域有23年临床诊治、研究经验的张迎黎现在是深圳市康宁医院情感障碍科副主任、抑郁障碍诊疗研究团队带头人、主任医师。经她手治疗的抑郁症患者不乏10岁以下发病的小患儿。患儿阿甲来就诊时跟张迎黎表述说,他很不开心,常常想发脾气,几乎每天都觉得悲伤,时常有不想再活下去的念头。这种情况从阿甲6、7岁就开始了。“许多患儿的父母还以为乱发脾气、天天不开心的孩子是“逆反、不听话”。近几年14岁以下青少年患者的就诊数量有所增加。一方面是青少年学习、课业压力大,另一方面是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度提高了。”
尽管如此,依然有许多抑郁症患者没有接受专业治疗。张迎黎介绍,抑郁症是生物-心理-社会多种因素导致的一种疾病,就遗传角度来讲,它不是遗传病,是一个多基因疾病,有家庭聚集性。父母都有抑郁症的家庭,孩子抑郁症的患病率要比普通家庭孩子高2-3倍。“其实很多人都有潜藏的“抑郁特征“,但大部分人不会发病。生物学遗传因素就好像抑郁症的阀门,心理和社会环境是开关阀门的力。巨大的压力、刺激都可能打开“抑郁”的阀门;在同时进行专业治疗的前提下,家人、朋友的爱能帮助阀门往“关”方向扭。”
抑郁症的高发年龄是20-30岁,这群要承受工作压力、生活压力、婚姻压力的人,在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抑郁症的阀门更容易被打开了。“心情连续两周以上时间非常低落,对任何事物都提不起兴趣,是抑郁症两大核心特征。有此特征的人应当尽快就医。”张迎黎说,“相较前几年,现在主动就医的患者越来越多,这是好事。”
女性患病率是男性的2倍
五十多岁的黄雪(化名)是张迎黎治疗的抑郁症病人中印象最深刻的患者之一。起因是老伴生病了,黄阿姨瞧着不是大病,就去药店买了点药给老伴。没成想,老伴的病却越发严重,最后送医治疗但已无力回天。老伴过世后,黄阿姨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眼看着黄阿姨整日唉声叹气、以泪洗面,体重迅速下降,家人将黄阿姨送到了医院。
“就医后,我们在询问过往病史时发现,黄阿姨曾经有过‘产后抑郁症’。生完孩子后第二个月,她长时间失眠,心情不好,甚至偶尔有掐死孩子的冲动。”张迎黎说。在诊断为复发性抑郁症后,张迎黎给黄阿姨开了药,并联合了心理治疗。经过系统治疗后,黄阿姨重新拾回了快乐。
“女性抑郁症的患病率是男性的两倍。女性人生中要经历的变化远比男性多。月经前后、绝经期前后、生产前后,这几个阶段女性体内的激素都会发生显著变化,因此也更容易触发“抑郁”的阀门。
家人、朋友的包容和关怀很重要
“很多抑郁症患者会成天躺在床上不想上班、上学,也不想外出,发展到严重阶段还可能出现“木僵”——躺在床上动都不能动。有些家属可能会一味责备“懒”,实际这个时候应该尽早送他们就医。
”患者通过8-12周的治疗即可实现临床痊愈,之后进入巩固治疗。在巩固治疗过程中,家人和朋友的关怀和包容格外重要。不过张迎黎认为,个人对自身的认识和反思更重要:“我们经常鼓励患者去观察他的亲属在面对压力、挫折和刺激时的处理办法。抑郁症是复发性病症,只有他们自己有应对能力,才会不容易复发。”
既往有一种说法“15%的抑郁症患者最终都选择了自杀”,张迎黎摇摇头说:“目前的数据显示,因抑郁症自杀而死患者比率大约是4%-6%,并没有之前说的那么高。”家有重度抑郁症患者,来自家庭的支持和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悲观厌世情绪严重的患者一般都常常会发出“不想活了”的信号。比如:交待后事,整理心爱的东西,发出“活着没有意义”的感叹。
“曾有一个患者,她已经准备好自杀的所有程序了,正好这时候女儿放学了。在听到女儿脚步声的一刹,她放弃了自杀。”张迎黎说。康宁医院临床心理科的过道上,有一块鼓励墙。医院让患者的家人、朋友及他们自己在墙上写下鼓励的话。一位妻子在墙上写道:“老公:不着急,慢慢来,我和儿子等你康复。”
这句话也适合给所有还在等待快乐的人:你们,慢慢来。这个过程或许会像另一位患者写给自己的那样“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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