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

深圳市康宁医院焦虑障碍科周云飞：做有温度的心灵修复师

　　33年前，周云飞怀着对医学的向往之心踏进了精神医学的大门；33年来，周云飞博士从一名医生成长为深圳市康宁医院焦虑障碍科主任、广东省高水平临床重点专科（精神科）学科带头人，他坚守在临床一线，做有温度的心灵的“修复师”，陪着一名又一名的患者慢慢走出来，为TA点亮前行的灯。　　一份热爱的职业　　80年代末，怀着对医学的热爱，周云飞考入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原湖南医科大学）。当时，他对精神医学这一领域还知之甚少。“初入这个领域，一本专业书翻来覆去地读上四五遍是常事，总觉得学不够。”周云飞回忆起大学时光时说道。　　“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对精神医学很感兴趣，我又考了原湖南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系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湘雅名医’赵靖平教授。”周云飞说。1999年7月研究生毕业，他南下深圳，分配到深圳市康宁医院工作。谈及当初的选择，他坦言，他渴望在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获得职业发展，同时他对心理学兴趣浓厚，希望将精神医学与心理学更紧密地结合，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来深圳工作后，在康宁医院的门诊一线，周云飞迎来了一次深刻的职业觉醒。他发现，前来求助的患者中，饱受焦虑、抑郁和睡眠问题困扰的人越来越多，心理服务需求越来越大。这让他敏锐地意识到，传统的精神医学诊疗模式，已不足以完全回应时代的呼唤。心理学，不再仅仅是书本上的理论，而是打开患者心扉、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关键钥匙。　　“我的专业方向，也跟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周云飞说。正是这份源于临床的洞察，让他坚定了将临床心理学作为自己未来研究主攻方向的决心。为此，他再次走进母校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攻读临床心理学博士，师从国家级教学名师张亚林教授。　　“读了博士之后，我对心理学的认知又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周云飞表示，这次深造不仅是知识的叠加，更是思维模式的革新。他感到自己手中有了更强大的武器，能够更系统、更深入地去理解患者，从而真正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从0到1的“开科主任”　　持续地学习和专业提升，周云飞也逐渐成长起来。医院为了推动学科发展，将临床心理科更细化地分为抑郁障碍科、焦虑障碍科、睡眠障碍科、心身诊疗科。周云飞也先后被任命为睡眠障碍科主任、临床心理科主任、焦虑障碍科主任、心身医学科主任，为多个科室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每一次的开科，都是从0到1的过程。”周云飞坦言，那感觉就像面对一张白纸，既要构思蓝图，又要亲手画出每一笔。这既是全新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2014年，周云飞任睡眠障碍科主任。当时科室没有人会睡眠监测技术，他为不负医院重托，废寝忘食地工作，“当时就是学习，啃专业、啃技术，看了很多国内外文献，终于把一系列睡眠监测技术带回科室。”周云飞说。　　2018年医院筹建焦虑障碍科，周云飞又被任命为焦虑障碍科主任。创科之初，团队不大，但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我们科室氛围特别好，团队成员既专业能干又吃苦耐劳。医生与护理团队配合无间，整个科室像一个高速运转的精密齿轮。”周云飞自豪地说，“另外，科室要求每位医生都必须掌握团体治疗技术，治疗不再是医生与患者的一对一，而是一群有相似困扰的人的抱团取暖。”　　科室的心理治疗以团体治疗为核心，这种模式尤其适合需求量大的临床场景——针对不同病症需求，患者可选择焦虑团体、抑郁认知团体或失眠认知行为团体治疗等。有相似需求的患者组成同质小组后，通过认知重构、行为训练等专业干预，不仅能学习实用的心理调整技巧，还能在团体互动中通过行为模仿与人际支持，共同探讨解决核心问题，从而改善自身行为模式。科室每周还会针对患者病情大查房和病例讨论研讨用药方案，通过整合药物治疗与心理干预，实现最小有效剂量精准用药。　　随着病人需求增多，焦虑障碍科目前已从一个病区扩展到三个，团队也从19人增加到48人。为了满足患者多样化的需求，今年科室还新开设了强迫症、社交恐惧症、躯体形式障碍三个专病门诊。“我们对这三个专病的诊疗效果很有信心！”周云飞的语气坚定而从容。这份信心，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源于他对团队专业能力的信任，更是源于他们用无数个日夜的临床实践，打磨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组合拳”。　　在这里，医学不再是冰冷的科学与数据，而是充满温度地陪伴与成长。周云飞和他的团队用专业搭建平台，用真诚汇聚力量，让每一位走进科室的患者，都能感受到被理解、被支持的温暖，从而获得直面内心、重塑自我的勇气。　　用专业与温暖守护患者　　“我有5年没有听到声音了，我还以为我以后都只能生活在没有声音的世界里。”在焦虑障碍科病房，23岁“失聪”女生小蓝（化名）跟周云飞说道，“谢谢你，让我重新听见，我好像听见了花开的声音。”5年前，小蓝突然丧失听力，辗转多地求医，均被告知无法医治，最终只能进入聋哑学校学习，接受了自己“聋了”的命运。然而，当小蓝被家人带到深圳市康宁医院焦虑障碍科，周云飞医生在为她进行系统检查、细致问诊，并深入了解其家庭环境后，一个截然不同的诊断浮出水面。小蓝的听力器官完好无损，她的“失聪”，是内心为了逃避父母那无休止的争吵而启动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周云飞最终确诊，小蓝患的是“分离转换性障碍”——身体用“失聪”这种方式，满足了她“不想再听见”的潜意识愿望。　　“任何症状，都是潜意识的一种满足。”周云飞感叹道。遗憾的是，由于延误了五年，病情症状已经慢性化，耽误了疗效最佳干预期。面对这个棘手的病例，周云飞团队没有放弃。他们决定在国内开创性地采用一种组合疗法：将Gsleep电子脉冲治疗与言语暗示心理治疗相结合。同时，治疗的核心在于进行认知重塑，必须让小蓝自己明白：“虽然听不见带来了暂时的安宁，但失去听力的坏处更多。”　　经过几天的系统性治疗，周一查房时，周云飞和团队走进病房，小蓝开心地说：“可以听见了！就是有点不适应，听得太清楚了，都感觉你们有点‘吵’了。”这一刻，周云飞和同事们由衷的为小蓝感到高兴，也很有成就感。　　自2018年科室创立以来，周云飞带领团队已累计帮助数千名患者走出心理困境。在他们看来，医学是回归“人”本身。再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如果不能与患者建立真诚的连接，也无法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小蓝的“失聪”与“复聪”，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身体的症状是心灵的呐喊，而治愈的开始，是听见这声呐喊。正如周云飞所说，我们要看见人、理解人、相信人。　　让更多的人懂一点心理学　　在门诊中，周云飞常遇到被焦虑和抑郁困扰的孩子。多数孩子对学习成绩过度看重，即使患病也不愿成绩下滑。　　父母对成绩的关注，学校的学业压力，共同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不断加重着他们本已脆弱的心理负荷。这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当代青少年内心深处的价值排序与深层矛盾：学业成就已被置于身心健康之上，似乎成为他们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尺。　　“我始终告诉他们，身心健康是首要的，学习、工作都是次要的目标。”周云飞说。　　有一位初中生让他印象深刻：小玲（化名）原本成绩优异，但进入重点班后成绩逐渐下滑，开始出现自伤行为。“伤害自己不痛吗？痛的，但他们因为心里太痛苦了，所以想通过身体上的痛去转移心里的痛。”周云飞说。为此，周云飞为她制定了综合干预方案：一方面通过药物治疗帮助稳定情绪，另一方面鼓励她参加抑郁团体治疗以学习情绪调节技巧，学会和自己的坏情绪相处。同时组织家庭团体治疗，引导父母认识到孩子问题的核心，在团体中，父母才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女儿的痛苦，也明白了自己需要改变。在多方配合下，小玲逐步走出心理困境，成功重返校园。但没过多久，小玲的状况再次出现反复。家长告诉周云飞，他们已尽量不给孩子压力，但学校老师仍会施加学习压力。周云飞了解情况后，建议父母与老师进行沟通，老师得知情况后也调整了教育方式。此后，小玲的状态持续好转，成绩也稳步提升。“当压力减轻时，精神状态自然会越来越好，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的过程。”周云飞解释道，“所以，营造家庭、学校协同的支持性环境对孩子的康复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周云飞还主动为小玲父母普及心理学知识，帮助家长真正走进孩子内心、理解并接纳孩子。　　除了精湛医术和耐心，周云飞还有满腔的爱心，积极投身公益。他深知，心理健康的防线，远不止于医院的病房。因此，他带领团队频繁深入社区，将义诊和科普的课堂搬到群众身边，致力于拆解社会对心理疾病的误解与偏见。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让心理学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情绪的第一责任人。”　　在周云飞看来，疗愈的起点，并非始于复杂的治疗方案，而是始于个体接纳自己、主动求助的勇气。“当市民开始懂得调节情绪、接纳自己、并寻找适合的专业支持时，他就已经走在了‘疗愈’的路上。”他温和地提醒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寻求专业帮助，是智慧而非软弱。　　所以，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被情绪的乌云笼罩，请记住周云飞医生的话：疗愈，从接纳自己开始。你不必独自背负所有，承认需要帮助，并勇敢地伸出手，这本身就是最强大的第一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愿意倾听，总有人专业地等待，陪你一起，等到云开雾散，阳光重现。

8岁娃一上学就胃痛，医生提醒，孩子不是胃病，可能是这种病

　　8岁的小山（化名）很苦恼。　　在学校上课时，他总是坐不住，有时候上着课，他就离开位置，走出教室，老师只好联系家长，告诉家长，小山在学校的情况。　　小山的父母也很头疼，幼儿园时，小山比同龄人活泼好动，因为没有学业压力，觉得小山只是比其他孩子调皮一点。自从上了小学，小山不仅上课坐不住，回家也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按时完成作业。　　最近，小山去上学时，总说自己头晕、胃痛。小山父母以为孩子生病了，赶紧带去医院消化科检查。检查后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但是小山就是胃痛，还出汗、发抖。　　经过专家诊断，小山得了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国内常叫多动症，这是常见的儿童青少年精神行为障碍。深圳市康宁医院儿少精神科主任卢建平介绍，孩子因为ADHD的影响，在学校表现出行为问题，容易跟老师对抗，与同伴冲突，跟爸妈发脾气；如果有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还可能有头晕、腹痛等身体不适。从而他们产生了上学恐惧，拒绝上学。　　“不仅仅是辍学问题”　　ADHD发病率达7%，需早发现早干预　　不上学，本身不是一个医学问题。但有部分孩子，不上学，可能跟儿童心理健康甚至是疾病有关系。　　深圳市康宁医院的儿少精神科主要关注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神经发育障碍，情绪行为障碍，睡眠障碍等问题。卢建平介绍，不上学这个行为，有部分孩子是因为神经发育障碍的孤独症、注意缺陷多动症（ADHD）、智力障碍等，需要来医院诊断、治疗、康复。　　“神经发育障碍合并情绪障碍，可能会出现比如胃痛、头晕、消化道、心血管等神经系统躯体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孩子在同龄人中进行社会交往，完成学习任务，没有那么顺利进行。”卢建平说，一部分孩子通过自己处理，家长的支持，学校的帮助，适应了。但有的孩子就没办法适应，出现拒绝上学的情况。　　ADHD发病率达7%，需要早干预早发现，如果没有早点干预，可能发现时，孩子情绪问题已经一堆了。卢建平表示，ADHD与孩子的学业、人际关系，未来的职业发展、家庭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孩子在小学初中高中的学习过程中，产生挫败感，合并抑郁症、焦虑症，或者物质成瘾，甚至有可能出现反社会人格、品行障碍、青少年违法等问题。所以，这不光是辍学，而是对家庭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　　孩子拒绝上学，如果跟疾病有关，医生会给孩子进行相应的评估，考虑有无神经发育障碍，特定的阅读障碍，学习技能障碍，是不是干扰了学习和生活能力，出现学校适应不了，形成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如果诊断抑郁和焦虑后，再对情绪障碍进行治疗。　　卢建平介绍，从门诊就诊情况来看，孩子以小学一二年级为主，因为他们刚从幼儿园进入小学，表现更为突出。不过，ADHD各个年龄段都有，有的孩子顺利完成了小学、初中的学习，到了高中，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感到吃力，这时候再来查，原来是有ADHD。　　深圳市康宁医院儿少精神科致力于儿童青少年精神行为障碍的诊疗、预防、科研和教学工作。1995年，深圳市康宁医院成立儿少精神科，目前由儿少精神科门诊和病房、儿少康复教育室、儿少心理评估测验室、儿少精神医学教研室组成，是国内领先拥有儿童心理评估与治疗、儿童神经精神康复与教育、青少年社会工作、儿少精神医学和儿少精神护理以及儿童精神医学研究等多学科团队的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科。　　科室以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心理学、康复教育等多学科诊疗模式，开展了生物学治疗与社会心理干预相结合的个体化综合干预，是深圳市重点学科。　　华南地区首家　　医校共建学生心理健康联盟　　面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需求不断增加，　　2020年，深圳市康宁医院牵头成立深圳市医校共建学生心理健康联盟。结合我国国情、文化背景以及深圳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特点，逐步打造“本土化”的医校共建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把治疗疾病和预防疾病，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卢建平介绍，全市共有100多所学校加入了这个联盟，联盟会帮助培训学校老师，怎么识别、转介患有这类疾病的孩子。同时医院也跟教育局、学校联合启动心理健康筛查，筛查后，通过数据的解读分析，再进一步诊断。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儿童精神疾病的意识增加了，ADHD这种疾病并非只是心情不好、调皮捣蛋、不够聪明，这跟遗传、社会家庭环境等因素都有关系。”卢建平说。　　对于在校的儿童来说，学校的包容和认识相关。围绕患病的孩子，他的学校老师，生活学习的同伴，还有社会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如果对这类孩子不包容，而是指责和不合理的对待，那么孩子症状越来越恶化。深圳市康宁医院与学校共建健康联盟，有助于提高学校层面这个疾病的认识。　　“在医疗和教育的联盟中间，我们也不断纳入社会资源，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组织一些公益活动，比如说对自闭症孩子，我们开画展等一系列活动。此外，我们通过举办继续教育班，不断提高学校对高危人群的筛查能力，将最小一部分严重的，送到医院干预治疗，这样就会在医疗处理后，还可以回归到学校和家庭。”卢建平说，医院的干预是短期的，回到学校的时候，孩子要跟学校打交道，通过健康联盟，孩子在回到学校后也可以获得帮助。　　医院也帮助家庭。“医疗和学校共建联盟，从生物，社会，心理模式去干预这个疾病，把三方的能力建设起来不断强化科学的养育技能。”卢建平说，联盟还不断促进学校增加学生心理的服务体系建设，目前深圳在这块做的不错，学校有设置心理老师，有时候心理老师忙不过来，处理不了，可以通过联盟，得到专业支持。　　儿童精神科医师不足　　中国儿童精神卫生精英教学医院联盟成立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人群目前有近3.26亿。2022年最新数据研究显示，约有5000万儿童青少年正面临着精神疾病的困扰，但相关的儿童精神科医师却非常紧缺。　　我国的儿童精神科医师队伍不仅数量不足，缺口巨大且整体服务队伍缺乏，并且儿童精神卫生的服务体系极不完善，能提供的服务有限，系统的、专业的培训不足，心理服务，康复服务等专门人才都极为匮乏。我国儿童精神科医师的规模化培训已有40余年历史，但目前尚缺乏全国统一的儿童精神科专科医师的培训标准、培训方案以及认证体系，因此，需要有适合我国国情、胜任力导向的培训标准，以提高我国儿童精神科专科医师的培训质量。　　2023年9月17日，我国第一个以教学医院儿童精神科为主的“中国儿童精神卫生精英教学医院联盟（China Consortium of Leading Teaching Hospitals for Child Mental Health，CM7）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成立，深圳市康宁医院位列其中。　　联盟在2023-2025年的重点工作为制定我国“胜任力导向”的儿童精神科医师培训标准，并进行测试完善。同时，联盟还将探索儿童精神专科医师管理制度的建立、推动儿童精神科医师认证体系的制定。　　深圳市康宁医作为联盟成员单位，在儿童精神专科医师培训工作中已开展大量探索性工作，并在联盟“胜任力导向”项目中承担儿童精神科医师六大胜任能力之一——资源整合方面的工作，这一能力分类来源于美国毕业后教育认证委员会（ACGME）确立的住院医师六大核心能力之一的“以系统为基础的实践（Systems Based Practice）”。　　2017至2022年，深圳市康宁医院借助深圳市医疗卫生“三名工程”项目引进美国哈佛大学附属波士顿儿童医院Myron Belfer教授儿童精神医学团队，在儿童精神专科医师培训领域进行了深度合作，联合开展的“中国儿少精神医学专科医师培训”在国际化儿童精神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领域进行了创新探索。课程参照美国医学教育委员会制定的儿童精神科医师培养方案，以及波士顿儿童医院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专科培训制定，填补了中国儿童精神医学专科人才规范化培养领域的空白。　　该项目培训了全国18个省、28个市的80余名儿少精神医学骨干，并获得2021年“中国医师协会儿童精神医学专科医师培训创新奖”。同时，儿少精神科开展了系列多学科融合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工作，2018年，深圳市学校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卫生服务平台启动。　　联盟成立当日，“中国儿童精神科医生胜任力培训项目”启动，成为我国首个“胜任力导向”的儿童精神科医师培训项目。项目旨在制定我国“胜任力导向”的儿童精神科医师培训标准，并进行测试完善，争取进入中国医师协会专培试点项目。未来，深圳市康宁医院将与CM7其他成员单位联手开展工作，为中国儿童精神科医师培养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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