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

成瘾医学科杨梅：在成瘾的暗夜里，为迷失者点亮归途

　　“最初踏上从医这条路时，其实我并未立志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那时想法还很懵懂，只是单纯地想当一名临床医生。如今回望，或许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杨梅微笑着说道。从湘江畔到深圳湾，从一名初出茅庐的医学生到成瘾医学领域的开拓者，杨梅用数十年的坚持，在深圳这片创新热土上，带领团队构建起成瘾治疗的“深圳模式”。她以专业技术与医者仁心，为无数迷失于成瘾暗夜中的人照亮了重返生活正轨的道路。　　十年磨砺：从湘江畔奔赴深圳湾　　大学毕业后，杨梅进入湖南省脑科医院（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工作。作为湖南省精神卫生中心，该院的精神亚专科门类齐全、体系完善。“当时，我对精神科还没有太清晰的概念。但在实际工作中，我逐渐感受到这个学科特有的魅力——尤其是患者群体那种亟待被理解、被帮助的深切渴望。”杨梅回忆道。　　怀揣一股奋发向上、不肯服输的劲头，杨梅开始攻读在职硕士和博士学位。尤其在博士阶段，她师从我国著名精神病学专家、成瘾医学方向的领军人物郝伟教授。“跟随导师求学的那段岁月，让我对成瘾行为的形成机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更真切地体会到成瘾治疗工作的复杂性与挑战性。”　　博士毕业那一年，恰是杨梅行医的第十个年头。正所谓“十年磨一剑”，她调入医院的戒毒科工作，从此正式迈入成瘾治疗这一亚专科领域。五年后，她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收到了深圳市康宁医院抛来的“橄榄枝”。　　2014年底的深圳，处处涌动着创新的活力。深圳市康宁医院作为深圳市唯一一家精神专科医院，正积极筹备三级评审工作。“科室设置的多样化、亚专科发展的精细化、科研教学的同频化，是医院迈向新阶段的必由之路。当时成瘾医学科建设尚在起步阶段，医院希望由我来牵头建科。这个邀约来得恰逢其时，我也正期待一个能更好地施展抱负的新平台，于是很快便决定南下深圳。”杨梅说道。　　从零开始：坚持“两条腿走路”的综合治疗模式　　筹建工作从零起步。当时医院仍位于罗湖老院区，空间十分紧张，争取到一个专用病区后，杨梅组建起一个小规模团队，包括她自己在内仅有6名医生，需同时承担门诊与病房的工作重任。尽管条件有限，杨梅始终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的原则，从病房装修、诊疗设备采购，到诊治流程设计、管理制度建立，她都全程参与、亲力亲为，前后忙碌了半年多。2015年6月，深圳市康宁医院成瘾医学科正式成立并投入日常管理。　　“成瘾本质上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疾病，医学上称为‘依赖综合征’。患者虽然能认识到成瘾行为带来的危害，但自控能力已经受损或完全失去自控。更棘手的是，患者往往缺乏病识感，初期根本不认为自己需要治疗。我的门诊常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家属焦急地陪患者来就诊，患者本人却坚决否认问题。”杨梅说。　　有一位五十多岁的男性企业高管，酒精依赖问题已经导致了肝硬化，但他仍然坚信自己“想戒随时能戒”。“在第四次门诊时，他的妈妈、妹妹、妻子都恳求他住院，他却只说‘开点药就行’——结果药还没开，人已经溜走了。”杨梅回忆道。　　成瘾治疗最重要的就是改变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科室建立后，杨梅明确提出必须采取综合治疗模式，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通过药物、物理治疗等方法，对患者实施系统化干预，帮助其恢复脑功能、有效控制躯体疾病；另一方面，通过心理治疗，促进患者在认知和心理层面发生积极改变。只有这两方面都达到预期，患者才算符合康复标准。　　此外，成瘾问题常伴随多种器质性损害。例如长期酗酒可导致肝、脑、心脏等多器官损伤，引发酒精中毒性脑病、酒精性肝病、酒精性心肌病、高血压等并发症，甚至增加骨折风险。　　因此，杨梅提出要采取一体化治疗路径：能够在院内处理的，组织多学科会诊协同诊治；院内无法解决的，则建立跨院会诊与转诊“绿色通道”，确保患者获得全面、有效的康复治疗。　　成瘾预防：用科普拆掉“家校社”的“认知墙”　　“医生，我的孩子不想上学了！”一大早，一位母亲急匆匆闯进杨梅的诊室，语气中满是焦虑。“整天在家不跟我们交流，门也不出，一烦躁就撕纸巾……您说，他会不会是精神分裂啊？”望着对方忧心忡忡的眼睛，杨梅仔细询问起孩子的日常表现。片刻沉吟后，她谨慎地回答道：“听描述不太像精神分裂，但还是建议带孩子来门诊进一步评估。”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半年。当杨梅再次见到那位母亲时，对方竟然提出了一个更加出乎意料的请求：“医生，孩子怎么劝都不肯来医院，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您能不能帮我们和孩子沟通下？”杨梅向孩子父母普及了相关知识，并指导他们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经过父母多次耐心沟通，孩子最终同意到医院就诊。来院后系统评估显示，他因与老师发生冲突产生厌学情绪，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经过一个月的住院治疗，孩子顺利康复，并成功重返校园。　　在很多人眼中，“成瘾”是个涵盖极广的词——一天抽两包烟是“烟瘾”，沉迷游戏叫“游戏瘾”，情绪低落就疯狂购物也算“购物瘾”。“其实，医学对成瘾的界定远比公众认知更为严格，并非所有带来负面后果的重复行为都是成瘾疾病，而是必须符合一系列标准，包括强迫性、耐受性、戒断反应和功能损害等，”她补充道，“刚才说的那个孩子，其实是通过游戏宣泄抑郁情绪，并非真正成瘾。家长与孩子沟通不足，未能及时疏导情绪，才是关键问题。加强家庭教育和心理支持，是预防成瘾的重要环节，能够轻松交流的家庭环境能极大降低成瘾风险。”　　正是这样的案例，让杨梅更加坚定地推动成瘾预防工作。她不仅在医院开设家属课堂，帮助家人理解成瘾本质、科学支持患者康复；还深入校园开展宣教，向青少年普及物质滥用危害。今年，她希望能通过更多的平台，向公众传播成瘾科普知识，让更多人科学认识成瘾、远离成瘾困扰。　　仁心所向：从临床到社会的漫长救赎　　“越是深入成瘾医学领域，我越能体会到患者内心的挣扎与痛苦。他们常常对我说：‘医生，我知道再这样下去人生就完了，可就是控制不了自己。’这些患者并非不想改变，而是被强烈的心理依赖所困，稍有不慎就会重蹈覆辙。”面对这些患者，杨梅始终怀揣悲悯之心。　　她深知，戒断治疗只是起点，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帮助患者重建认知、回归社会。这个过程不仅需要极大的耐心，更需要强有力的专业支持。“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患者在院内治疗时效果显著，可一旦回到原有环境，很快就再次复发。几年后再见时，很多人已经发展出严重并发症，让治疗变得愈发困难。”　　为此，成瘾医学科建立了完善的出院患者随访体系，通过定期电话随访和门诊复查巩固治疗效果。最令杨梅感到欣慰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男性患者的转变。他最初因双相情感障碍伴随酒精成瘾入院，经过四十多天的系统治疗，病情稳定后出院。然而半年后，因自以为“只喝一小杯没关系”，他不幸复发，再次入院。第二次住院后，在常规治疗之外，这名患者还加入了深圳市一个戒酒公益组织，在同伴的鼓励和支持下，他不仅保持了长期戒断，甚至在三年后成功停药。更令人欣喜的是，他重建了幸福的家庭，还帮助了一些酒精成瘾者重返生活。　　“成瘾患者的认知功能大多保存完好，正因如此，行为与意志间的背离才更加痛苦。他们表面可能显得玩世不恭，甚至具有破坏性，但内心深处却渴望被接纳、被尊重，期盼能够重建有价值的人生。成瘾康复是一项需要长期陪伴的工作，更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杨梅说。　　“深圳模式”：系统化、协作化、长程化的创新之路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杨梅带领团队逐步创立了成瘾治疗的“深圳模式”。该模式涵盖临床诊疗、多系统协作与长期管理三大核心。　　在临床诊疗阶段，患者入院后需接受全面评估，包括躯体健康检查、精神状况评估及成瘾严重程度测评。由精神科医师与心理治疗师协同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综合运用药物、物理治疗、认知行为疗法和正念训练等多种手段，确保治疗的有效性。　　针对长期物质滥用导致的多系统损害，科室与多家综合医院建立绿色转诊通道，保障患者能够及时获得相应专科诊治；在长期管理方面，科室建立了系统的出院患者随访机制，通过定期电话随访和门诊复查实现延续性关怀。　　2017年，杨梅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学，专注于成瘾相关精神病性症状的深入研究。回国后，她迅速组建科研团队，系统开展从基础到临床的系列研究，积极探索物质成瘾导致脑损害机制的新治疗方法。　　扎根深圳超十年，杨梅一路参与、见证康宁医院成瘾医学科从建科初期的一间诊室、6人团队，逐步发展至两个病区、60张床位和28人的专业团队。她本人多次参与编写行业诊疗指南，并带领团队成功攻关多项国家级及省级重点科研课题。　　展望未来，杨梅表示团队将聚焦于三个方面持续努力：服务优化、科普推广与科研创新。“成瘾不是道德的沦丧，而是疾病的困扰。科学的治疗和社会的理解，能够帮助每一个迷途的人找回人生的方向，我希望自己向着这个目标不断前行，也希望患者和家属能真切感受到，希望在前方。”她说。　

深圳市康宁医院焦虑障碍科周云飞：做有温度的心灵修复师

　　33年前，周云飞怀着对医学的向往之心踏进了精神医学的大门；33年来，周云飞博士从一名医生成长为深圳市康宁医院焦虑障碍科主任、广东省高水平临床重点专科（精神科）学科带头人，他坚守在临床一线，做有温度的心灵的“修复师”，陪着一名又一名的患者慢慢走出来，为TA点亮前行的灯。　　一份热爱的职业　　80年代末，怀着对医学的热爱，周云飞考入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原湖南医科大学）。当时，他对精神医学这一领域还知之甚少。“初入这个领域，一本专业书翻来覆去地读上四五遍是常事，总觉得学不够。”周云飞回忆起大学时光时说道。　　“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对精神医学很感兴趣，我又考了原湖南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系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湘雅名医’赵靖平教授。”周云飞说。1999年7月研究生毕业，他南下深圳，分配到深圳市康宁医院工作。谈及当初的选择，他坦言，他渴望在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获得职业发展，同时他对心理学兴趣浓厚，希望将精神医学与心理学更紧密地结合，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来深圳工作后，在康宁医院的门诊一线，周云飞迎来了一次深刻的职业觉醒。他发现，前来求助的患者中，饱受焦虑、抑郁和睡眠问题困扰的人越来越多，心理服务需求越来越大。这让他敏锐地意识到，传统的精神医学诊疗模式，已不足以完全回应时代的呼唤。心理学，不再仅仅是书本上的理论，而是打开患者心扉、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关键钥匙。　　“我的专业方向，也跟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周云飞说。正是这份源于临床的洞察，让他坚定了将临床心理学作为自己未来研究主攻方向的决心。为此，他再次走进母校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攻读临床心理学博士，师从国家级教学名师张亚林教授。　　“读了博士之后，我对心理学的认知又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周云飞表示，这次深造不仅是知识的叠加，更是思维模式的革新。他感到自己手中有了更强大的武器，能够更系统、更深入地去理解患者，从而真正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从0到1的“开科主任”　　持续地学习和专业提升，周云飞也逐渐成长起来。医院为了推动学科发展，将临床心理科更细化地分为抑郁障碍科、焦虑障碍科、睡眠障碍科、心身诊疗科。周云飞也先后被任命为睡眠障碍科主任、临床心理科主任、焦虑障碍科主任、心身医学科主任，为多个科室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每一次的开科，都是从0到1的过程。”周云飞坦言，那感觉就像面对一张白纸，既要构思蓝图，又要亲手画出每一笔。这既是全新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2014年，周云飞任睡眠障碍科主任。当时科室没有人会睡眠监测技术，他为不负医院重托，废寝忘食地工作，“当时就是学习，啃专业、啃技术，看了很多国内外文献，终于把一系列睡眠监测技术带回科室。”周云飞说。　　2018年医院筹建焦虑障碍科，周云飞又被任命为焦虑障碍科主任。创科之初，团队不大，但个个都是精兵强将。“我们科室氛围特别好，团队成员既专业能干又吃苦耐劳。医生与护理团队配合无间，整个科室像一个高速运转的精密齿轮。”周云飞自豪地说，“另外，科室要求每位医生都必须掌握团体治疗技术，治疗不再是医生与患者的一对一，而是一群有相似困扰的人的抱团取暖。”　　科室的心理治疗以团体治疗为核心，这种模式尤其适合需求量大的临床场景——针对不同病症需求，患者可选择焦虑团体、抑郁认知团体或失眠认知行为团体治疗等。有相似需求的患者组成同质小组后，通过认知重构、行为训练等专业干预，不仅能学习实用的心理调整技巧，还能在团体互动中通过行为模仿与人际支持，共同探讨解决核心问题，从而改善自身行为模式。科室每周还会针对患者病情大查房和病例讨论研讨用药方案，通过整合药物治疗与心理干预，实现最小有效剂量精准用药。　　随着病人需求增多，焦虑障碍科目前已从一个病区扩展到三个，团队也从19人增加到48人。为了满足患者多样化的需求，今年科室还新开设了强迫症、社交恐惧症、躯体形式障碍三个专病门诊。“我们对这三个专病的诊疗效果很有信心！”周云飞的语气坚定而从容。这份信心，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源于他对团队专业能力的信任，更是源于他们用无数个日夜的临床实践，打磨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组合拳”。　　在这里，医学不再是冰冷的科学与数据，而是充满温度地陪伴与成长。周云飞和他的团队用专业搭建平台，用真诚汇聚力量，让每一位走进科室的患者，都能感受到被理解、被支持的温暖，从而获得直面内心、重塑自我的勇气。　　用专业与温暖守护患者　　“我有5年没有听到声音了，我还以为我以后都只能生活在没有声音的世界里。”在焦虑障碍科病房，23岁“失聪”女生小蓝（化名）跟周云飞说道，“谢谢你，让我重新听见，我好像听见了花开的声音。”5年前，小蓝突然丧失听力，辗转多地求医，均被告知无法医治，最终只能进入聋哑学校学习，接受了自己“聋了”的命运。然而，当小蓝被家人带到深圳市康宁医院焦虑障碍科，周云飞医生在为她进行系统检查、细致问诊，并深入了解其家庭环境后，一个截然不同的诊断浮出水面。小蓝的听力器官完好无损，她的“失聪”，是内心为了逃避父母那无休止的争吵而启动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周云飞最终确诊，小蓝患的是“分离转换性障碍”——身体用“失聪”这种方式，满足了她“不想再听见”的潜意识愿望。　　“任何症状，都是潜意识的一种满足。”周云飞感叹道。遗憾的是，由于延误了五年，病情症状已经慢性化，耽误了疗效最佳干预期。面对这个棘手的病例，周云飞团队没有放弃。他们决定在国内开创性地采用一种组合疗法：将Gsleep电子脉冲治疗与言语暗示心理治疗相结合。同时，治疗的核心在于进行认知重塑，必须让小蓝自己明白：“虽然听不见带来了暂时的安宁，但失去听力的坏处更多。”　　经过几天的系统性治疗，周一查房时，周云飞和团队走进病房，小蓝开心地说：“可以听见了！就是有点不适应，听得太清楚了，都感觉你们有点‘吵’了。”这一刻，周云飞和同事们由衷的为小蓝感到高兴，也很有成就感。　　自2018年科室创立以来，周云飞带领团队已累计帮助数千名患者走出心理困境。在他们看来，医学是回归“人”本身。再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如果不能与患者建立真诚的连接，也无法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小蓝的“失聪”与“复聪”，恰恰印证了这一点——身体的症状是心灵的呐喊，而治愈的开始，是听见这声呐喊。正如周云飞所说，我们要看见人、理解人、相信人。　　让更多的人懂一点心理学　　在门诊中，周云飞常遇到被焦虑和抑郁困扰的孩子。多数孩子对学习成绩过度看重，即使患病也不愿成绩下滑。　　父母对成绩的关注，学校的学业压力，共同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不断加重着他们本已脆弱的心理负荷。这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当代青少年内心深处的价值排序与深层矛盾：学业成就已被置于身心健康之上，似乎成为他们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尺。　　“我始终告诉他们，身心健康是首要的，学习、工作都是次要的目标。”周云飞说。　　有一位初中生让他印象深刻：小玲（化名）原本成绩优异，但进入重点班后成绩逐渐下滑，开始出现自伤行为。“伤害自己不痛吗？痛的，但他们因为心里太痛苦了，所以想通过身体上的痛去转移心里的痛。”周云飞说。为此，周云飞为她制定了综合干预方案：一方面通过药物治疗帮助稳定情绪，另一方面鼓励她参加抑郁团体治疗以学习情绪调节技巧，学会和自己的坏情绪相处。同时组织家庭团体治疗，引导父母认识到孩子问题的核心，在团体中，父母才第一次真正“看见”了女儿的痛苦，也明白了自己需要改变。在多方配合下，小玲逐步走出心理困境，成功重返校园。但没过多久，小玲的状况再次出现反复。家长告诉周云飞，他们已尽量不给孩子压力，但学校老师仍会施加学习压力。周云飞了解情况后，建议父母与老师进行沟通，老师得知情况后也调整了教育方式。此后，小玲的状态持续好转，成绩也稳步提升。“当压力减轻时，精神状态自然会越来越好，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的过程。”周云飞解释道，“所以，营造家庭、学校协同的支持性环境对孩子的康复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周云飞还主动为小玲父母普及心理学知识，帮助家长真正走进孩子内心、理解并接纳孩子。　　除了精湛医术和耐心，周云飞还有满腔的爱心，积极投身公益。他深知，心理健康的防线，远不止于医院的病房。因此，他带领团队频繁深入社区，将义诊和科普的课堂搬到群众身边，致力于拆解社会对心理疾病的误解与偏见。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让心理学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情绪的第一责任人。”　　在周云飞看来，疗愈的起点，并非始于复杂的治疗方案，而是始于个体接纳自己、主动求助的勇气。“当市民开始懂得调节情绪、接纳自己、并寻找适合的专业支持时，他就已经走在了‘疗愈’的路上。”他温和地提醒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寻求专业帮助，是智慧而非软弱。　　所以，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被情绪的乌云笼罩，请记住周云飞医生的话：疗愈，从接纳自己开始。你不必独自背负所有，承认需要帮助，并勇敢地伸出手，这本身就是最强大的第一步。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愿意倾听，总有人专业地等待，陪你一起，等到云开雾散，阳光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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