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瘾医学科杨梅：在成瘾的暗夜里，为迷失者点亮归途

　　“最初踏上从医这条路时，其实我并未立志成为一名精神科医生。那时想法还很懵懂，只是单纯地想当一名临床医生。如今回望，或许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杨梅微笑着说道。从湘江畔到深圳湾，从一名初出茅庐的医学生到成瘾医学领域的开拓者，杨梅用数十年的坚持，在深圳这片创新热土上，带领团队构建起成瘾治疗的“深圳模式”。她以专业技术与医者仁心，为无数迷失于成瘾暗夜中的人照亮了重返生活正轨的道路。

　　十年磨砺：从湘江畔奔赴深圳湾

　　大学毕业后，杨梅进入湖南省脑科医院（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工作。作为湖南省精神卫生中心，该院的精神亚专科门类齐全、体系完善。“当时，我对精神科还没有太清晰的概念。但在实际工作中，我逐渐感受到这个学科特有的魅力——尤其是患者群体那种亟待被理解、被帮助的深切渴望。”杨梅回忆道。

　　怀揣一股奋发向上、不肯服输的劲头，杨梅开始攻读在职硕士和博士学位。尤其在博士阶段，她师从我国著名精神病学专家、成瘾医学方向的领军人物郝伟教授。“跟随导师求学的那段岁月，让我对成瘾行为的形成机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更真切地体会到成瘾治疗工作的复杂性与挑战性。”

　　博士毕业那一年，恰是杨梅行医的第十个年头。正所谓“十年磨一剑”，她调入医院的戒毒科工作，从此正式迈入成瘾治疗这一亚专科领域。五年后，她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收到了深圳市康宁医院抛来的“橄榄枝”。

　　2014年底的深圳，处处涌动着创新的活力。深圳市康宁医院作为深圳市唯一一家精神专科医院，正积极筹备三级评审工作。“科室设置的多样化、亚专科发展的精细化、科研教学的同频化，是医院迈向新阶段的必由之路。当时成瘾医学科建设尚在起步阶段，医院希望由我来牵头建科。这个邀约来得恰逢其时，我也正期待一个能更好地施展抱负的新平台，于是很快便决定南下深圳。”杨梅说道。

　　从零开始：坚持“两条腿走路”的综合治疗模式

　　筹建工作从零起步。当时医院仍位于罗湖老院区，空间十分紧张，争取到一个专用病区后，杨梅组建起一个小规模团队，包括她自己在内仅有6名医生，需同时承担门诊与病房的工作重任。尽管条件有限，杨梅始终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的原则，从病房装修、诊疗设备采购，到诊治流程设计、管理制度建立，她都全程参与、亲力亲为，前后忙碌了半年多。2015年6月，深圳市康宁医院成瘾医学科正式成立并投入日常管理。

　　“成瘾本质上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疾病，医学上称为‘依赖综合征’。患者虽然能认识到成瘾行为带来的危害，但自控能力已经受损或完全失去自控。更棘手的是，患者往往缺乏病识感，初期根本不认为自己需要治疗。我的门诊常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家属焦急地陪患者来就诊，患者本人却坚决否认问题。”杨梅说。

　　有一位五十多岁的男性企业高管，酒精依赖问题已经导致了肝硬化，但他仍然坚信自己“想戒随时能戒”。“在第四次门诊时，他的妈妈、妹妹、妻子都恳求他住院，他却只说‘开点药就行’——结果药还没开，人已经溜走了。”杨梅回忆道。

　　成瘾治疗最重要的就是改变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科室建立后，杨梅明确提出必须采取综合治疗模式，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通过药物、物理治疗等方法，对患者实施系统化干预，帮助其恢复脑功能、有效控制躯体疾病；另一方面，通过心理治疗，促进患者在认知和心理层面发生积极改变。只有这两方面都达到预期，患者才算符合康复标准。

　　此外，成瘾问题常伴随多种器质性损害。例如长期酗酒可导致肝、脑、心脏等多器官损伤，引发酒精中毒性脑病、酒精性肝病、酒精性心肌病、高血压等并发症，甚至增加骨折风险。

　　因此，杨梅提出要采取一体化治疗路径：能够在院内处理的，组织多学科会诊协同诊治；院内无法解决的，则建立跨院会诊与转诊“绿色通道”，确保患者获得全面、有效的康复治疗。

　　成瘾预防：用科普拆掉“家校社”的“认知墙”

　　“医生，我的孩子不想上学了！”一大早，一位母亲急匆匆闯进杨梅的诊室，语气中满是焦虑。“整天在家不跟我们交流，门也不出，一烦躁就撕纸巾……您说，他会不会是精神分裂啊？”望着对方忧心忡忡的眼睛，杨梅仔细询问起孩子的日常表现。片刻沉吟后，她谨慎地回答道：“听描述不太像精神分裂，但还是建议带孩子来门诊进一步评估。”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半年。当杨梅再次见到那位母亲时，对方竟然提出了一个更加出乎意料的请求：“医生，孩子怎么劝都不肯来医院，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您能不能帮我们和孩子沟通下？”杨梅向孩子父母普及了相关知识，并指导他们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经过父母多次耐心沟通，孩子最终同意到医院就诊。来院后系统评估显示，他因与老师发生冲突产生厌学情绪，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经过一个月的住院治疗，孩子顺利康复，并成功重返校园。

　　在很多人眼中，“成瘾”是个涵盖极广的词——一天抽两包烟是“烟瘾”，沉迷游戏叫“游戏瘾”，情绪低落就疯狂购物也算“购物瘾”。“其实，医学对成瘾的界定远比公众认知更为严格，并非所有带来负面后果的重复行为都是成瘾疾病，而是必须符合一系列标准，包括强迫性、耐受性、戒断反应和功能损害等，”她补充道，“刚才说的那个孩子，其实是通过游戏宣泄抑郁情绪，并非真正成瘾。家长与孩子沟通不足，未能及时疏导情绪，才是关键问题。加强家庭教育和心理支持，是预防成瘾的重要环节，能够轻松交流的家庭环境能极大降低成瘾风险。”

　　正是这样的案例，让杨梅更加坚定地推动成瘾预防工作。她不仅在医院开设家属课堂，帮助家人理解成瘾本质、科学支持患者康复；还深入校园开展宣教，向青少年普及物质滥用危害。今年，她希望能通过更多的平台，向公众传播成瘾科普知识，让更多人科学认识成瘾、远离成瘾困扰。

　　仁心所向：从临床到社会的漫长救赎

　　“越是深入成瘾医学领域，我越能体会到患者内心的挣扎与痛苦。他们常常对我说：‘医生，我知道再这样下去人生就完了，可就是控制不了自己。’这些患者并非不想改变，而是被强烈的心理依赖所困，稍有不慎就会重蹈覆辙。”面对这些患者，杨梅始终怀揣悲悯之心。

　　她深知，戒断治疗只是起点，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帮助患者重建认知、回归社会。这个过程不仅需要极大的耐心，更需要强有力的专业支持。“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患者在院内治疗时效果显著，可一旦回到原有环境，很快就再次复发。几年后再见时，很多人已经发展出严重并发症，让治疗变得愈发困难。”

　　为此，成瘾医学科建立了完善的出院患者随访体系，通过定期电话随访和门诊复查巩固治疗效果。最令杨梅感到欣慰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男性患者的转变。他最初因双相情感障碍伴随酒精成瘾入院，经过四十多天的系统治疗，病情稳定后出院。然而半年后，因自以为“只喝一小杯没关系”，他不幸复发，再次入院。第二次住院后，在常规治疗之外，这名患者还加入了深圳市一个戒酒公益组织，在同伴的鼓励和支持下，他不仅保持了长期戒断，甚至在三年后成功停药。更令人欣喜的是，他重建了幸福的家庭，还帮助了一些酒精成瘾者重返生活。

　　“成瘾患者的认知功能大多保存完好，正因如此，行为与意志间的背离才更加痛苦。他们表面可能显得玩世不恭，甚至具有破坏性，但内心深处却渴望被接纳、被尊重，期盼能够重建有价值的人生。成瘾康复是一项需要长期陪伴的工作，更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杨梅说。

　　“深圳模式”：系统化、协作化、长程化的创新之路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杨梅带领团队逐步创立了成瘾治疗的“深圳模式”。该模式涵盖临床诊疗、多系统协作与长期管理三大核心。

　　在临床诊疗阶段，患者入院后需接受全面评估，包括躯体健康检查、精神状况评估及成瘾严重程度测评。由精神科医师与心理治疗师协同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综合运用药物、物理治疗、认知行为疗法和正念训练等多种手段，确保治疗的有效性。

　　针对长期物质滥用导致的多系统损害，科室与多家综合医院建立绿色转诊通道，保障患者能够及时获得相应专科诊治；在长期管理方面，科室建立了系统的出院患者随访机制，通过定期电话随访和门诊复查实现延续性关怀。

　　2017年，杨梅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学，专注于成瘾相关精神病性症状的深入研究。回国后，她迅速组建科研团队，系统开展从基础到临床的系列研究，积极探索物质成瘾导致脑损害机制的新治疗方法。

　　扎根深圳超十年，杨梅一路参与、见证康宁医院成瘾医学科从建科初期的一间诊室、6人团队，逐步发展至两个病区、60张床位和28人的专业团队。她本人多次参与编写行业诊疗指南，并带领团队成功攻关多项国家级及省级重点科研课题。

　　展望未来，杨梅表示团队将聚焦于三个方面持续努力：服务优化、科普推广与科研创新。“成瘾不是道德的沦丧，而是疾病的困扰。科学的治疗和社会的理解，能够帮助每一个迷途的人找回人生的方向，我希望自己向着这个目标不断前行，也希望患者和家属能真切感受到，希望在前方。”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