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

“大”“小”联手解决市民看病难 ————市属公立医院推动优质资源下基层

　　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是当前医改的重要任务。按照国家医改的要求,到2017年,分级诊疗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机制基本形成,优质医疗资源有效下沉,基层诊疗量明显上升;到2020年,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诊、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确立起来。　　在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作为我市医疗旗舰的市属公立医院,在医改中主动作为,担起区域医疗中心和学科领头人的重任,通过医联体、专科联盟、对口帮扶等多种方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扶持基层医疗上水平,解决市民看病难的问题。　　儿科医疗联盟:缓解儿童看病难　　在深圳乃至全国的儿科医疗资源都普遍紧张,儿科执业特点使很多医院不愿意发展儿科,儿科医师也纷纷转行。而随着国家二孩政策全面放开,本已严重饱和的儿童医疗资源将进一步突破极限,在此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儿科自身谋求发展,区域性资源整合势在必行。　　2016年8月,深圳市儿童医院与深圳各区、街道的35所综合医院、妇保院及民营医疗机构共同筹划发起成立深圳市儿科医疗联盟。该联盟是一个以联盟章程为共同规范,以技术和管理为纽带的协作组织,致力于建设“深圳市儿童医疗健康”服务平台。　　深圳市儿童医院将部分专家号源分享给各联盟医院,患儿可就近先在联盟医院就诊,如病情严重需要转诊,联盟医院可协助家长预约儿童医院专家号源,最大限度地方便患儿,让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解决问题,有效分流病人,实现分级诊疗。　　“儿科医疗联盟的成立,将开创深圳市儿童诊疗的新模式。”深圳市儿童医院院长钟山表示,深圳市儿童医院将与联盟内医院密切合作,在联盟内实行检验检查结果互认、逐步规范诊疗行为、临床路径等,并开展远程会诊,对联盟内的医生进行各种临床技能培训,促进全市儿科诊疗水平的共同提高,探索“患者不动、医生移动”医疗服务新模式。条件成熟后,还将以联盟形式整体加入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实现覆盖全国的儿科联盟。　　孕产妇急危重症联盟:共同保障母婴安全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高危孕产妇明显增多,而危及孕产妇、胎儿及新生儿生命安全的风险也增加。统计数据显示,虽然深圳孕产妇的死亡率属于国内低位波动状态,但还是上升明显。　　“高龄女性妊娠时,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肝、肾功能异常或其他内、外科疾病的几率明显增加,而同时妊娠期间也更易出现妊娠期高血压及妊娠期糖尿病的并发症,一旦出现这些疾病,妊娠期间或分娩期间因血压过高或血管病变而出现心、脑血管严重并发症的风险相应增加。”深圳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姚吉龙说。因此,多院多科室的会诊和联合治疗至关重要。　　2016年12月,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与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合作成立深圳孕产妇急危重症救治联盟,两院将进行多学科的深度合作,开通急危重症孕产妇生命救治的绿色通道,共同保障孕产妇及新生儿的安全。　　绘制“急救地图”:全市抢救“一盘棋” 　　脑卒中和急性心梗是两个最容易致残和致死的疾病,而且对于这两类病人来说,急救的黄金时间极短。如何让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到最合适的医院进行救治?去年年底,深圳两家技术最强的医院,与急救中心联手,分别牵头绘制了“溶栓地图”和“心梗地图”,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形成与基层医院无缝连接,协同作战。　　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等特点,分为出血性和缺血性两种。其中,缺血性脑卒中占80%,如果脑组织的血供中断,2分钟内脑电活动停止,5分钟后出现严重不可逆性损伤。在发病3-4.5小时内,通过溶栓药物或手术早期开通血管是决定脑卒中患者生死存亡的关键。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是国家首批也是深圳市唯一的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医院,在深圳发展了20家基地网络医院,覆盖了全市21家基层医院共26个科室,并建立了深圳市自己的脑卒中数据库。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牵头下,在全市各区确定首批19家急性脑卒中医疗救治定点医院,由深圳市急救中心统一调度,形成覆盖全市2000万人口的脑卒中救治网络。救治网络通过时空定位网络体系实现“信息共享,患者未到,信息先到”,将会明显降低深圳市心脑血管病的致死率和致残率,减少死亡及残疾的发生。　　急性心肌梗死的首发表现为胸痛,常常造成猝死。救治过程中,时间就是生命,1小时内恢复灌注,让血液正常流通,患者的死亡率为1.6%,拖延到6小时,死亡率则上升到6%,患者的心肌总缺血时间每延长30分钟,一年内的死亡率就增加7.5%。按目前我国的发病率计算,深圳每年患“急性心肌梗死”等心血管急症患者达2万余人,但只有10%的患者可能来到医院接受有效救治,不能得到及时诊断及治疗的占绝大多数,这其中很多患者会病残甚至猝死。　　2014年深圳市心血管急症救治与质控中心在深圳市孙逸仙心血管医院成立。作为国家胸痛中心示范单位,该院牵头组建了急性胸痛区域协同救治网络。现已与125家医疗机构签约,通过扁鹊飞救远程传输、微信平台、手机APP通讯,为网络医院及社康中心对急性心血管疾病患者提供远程会诊、指导治疗及协助转诊。　　去年12月,该院作为市急性心梗救治质控中心,牵头建设了深圳市急性心肌梗死救治地图,首批18家定点医院围绕质控中心,构成全市急性心梗定点救治网络。　　依据“心梗救治地图”,深圳市急救中心的救护车接到疑似心血管急症患者后,院前急救人员通过现场判断,如果能明确诊断为心肌梗死患者的,立即联系“救治地图”上最近的定点医院,紧急转运至该医院进行救治。与此同时,急救人员将在救护车上将急诊心电图等相关医学信息提前传输到医院。现场的院前急救人员假如不能明确诊断,可立即将相关医学信息传输到市急性心梗救治质控中心寻求协助,然后再根据病情需要,转运到最近的定点救治医院。如果患者病情危重,不宜转运,市急性心梗救治质控中心可派出专科团队,使用“移动CCU”“移动DSA”“空中救援”等系统进行就地抢救或转运。　　联手基层双向转诊:建立社区防治体系　　深圳市康宁医院牵头成立的两个联盟:深圳市精神卫生专科联盟、深圳市心理咨询工作联盟,打造了面向全人口、全流程的精神卫生服务防控体系。精神卫生专科联盟建立精神障碍医院-社区双向转诊工作机制,开展精神疾病分级诊疗以及疑难危重患者专家会诊、转诊工作。医院也加强了对社区精神卫生防治技术指导和业务督导,增强精神卫生医疗服务的协调性、连续性和可及性。心理咨询工作联盟则侧重于提升社区居民心理保健和心理咨询服务的可及性,联盟机构在心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心理热线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相互提供技术支持。　　目前全市59个街道成立了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小组,社区管理重性患者近3万名,管理率达到88.0%。心理卫生进社区示范社康中心服务能力建设提速,示范社康中心数扩展至182家。外来劳务工心理健康指导项目覆盖的试点企业数扩展至31家。　　深圳市眼科医院重大致盲眼病社区防治体系也初步完成。已挂牌单位有:蕉岭县人民医院联合眼科中心、上饶市人民医院联合眼科中心、紫金县人民医院联合眼科中心、光明新区中心医院联合眼科中心,其中深梅眼科中心、深陆联合眼科中心被评为广东省县级人民医院眼科能力建设单位。　　对口帮扶:重点扶持医疗薄弱区域　　对于医疗资源缺乏、医疗实力薄弱的区域,深圳的各市属医院,还通过对口帮扶的形式,根据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扶持。　　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大鹏新区是我市医疗卫生的一块“洼地”。为了解决大鹏新区居民的看病难问题,深圳的市属公立医院纷纷与新区医院组建医疗联合体,通过传、帮、带推进新区医院学科建设和发展,全面提升诊疗水平。　　第一个和大鹏新区建立医疗联合体的是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科的帮扶下,南澳医院已经从一个过去全市排名最后的一级医院,晋升到了二级甲等康复医院,开设了16个康复治疗室及4个病区,康复病床数已扩容到了160张,病床使用率达到100%。承担了全市重度残疾人的康复及全市残疾人康复风险的筛查工作。在与市第二人民医院合作的基础上,南澳医院还与市残联、市中医院、港大深圳医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加强康复、中医项目合作,重点打造康复病人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打造中医康复特色专科品牌。　　市眼科医院、市儿童医院、市孙逸仙心血管医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医院也先后与大鹏新区全面开展了战略合作,通过学科合作共建、专科联盟、专家下社区、培训基层医生等多种方式,帮助当地提升医疗水平,并为辖区患者提供绿色通道、快捷转诊和治疗服务。　　除了本城,深圳市属公立医院还把帮扶的足迹扩大到市外。　　去年,深圳市眼科医院开展了甘肃光明行活动,将新技术、新设备带到边远山区,对甘肃甘南148名老人进行免费白内障超乳手术;开展了银川光明行活动,为当地70名白内障病人进行复明手术;开展了援藏光明行健康直通车,诊疗患者262人。　　深圳市中医院因地制宜帮助紫金县复兴村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与医药龙头企业合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选择1-2个适宜品种,为复兴村制定3年中草药种植计划,从而较大幅度地提升复兴村整体经济收入,带动贫困户脱贫。此外,该院还发挥中医龙头的作用,与龙川县中医院、紫金县中医院及毕节市中医院签订了帮扶协议,并开展了系列帮扶活动。　　建立医联体:各取所长整合医疗资源　　整合医疗资源,实行分级诊疗,提高医院的运营效率,是医改的大方向,也是解决大医院“看病难”的有效路径。按照合理的医疗资源配置来说,区域内的公立医院应该实现联网运营,分工合作,合理分流病人。但是由于体制的制约,市区“分灶吃饭”,公私“壁垒森严”,公立医院各自为政,改革遇到瓶颈。市属公立医院以技术为纽带,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组建“医联体”,不仅“联姻”基层医院,还打破壁垒“牵手”民营医院,通过以“需求”为导向的改革尝试,来突破瓶颈,以市场的力量推动着各医院自发地建立起了专科分级诊疗的体系。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是建立“医联体”最早、也是最多的医院,依托肿瘤、康复等10个专科与全市6家医院分别建立了“医联体”。　　以肿瘤专业为例,该院与武警医院共建了放射治疗病房。市二医院每年接诊肿瘤病人近8000人次,大部分的恶性肿瘤病人需要放疗。但是由于场地等各方面的制约,市二医院没有放疗设备,客观上造成了这些肿瘤病人的治疗困难。附近的武警医院有两台直线加速器,放疗科有70张床位,但肿瘤治疗的技术没有市二医院综合实力强。两家医院于是携手合作,武警医院专门安排了15张病床作为市二医院患者放疗病床,市二医院则派出专家,与武警医院的医生共同制定肿瘤患者的诊疗方案。　　在肿瘤前沿的治疗领域,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通过“三名工程”引入了复旦大学赵国屏院士肿瘤精准治疗团队,成立了精准医学治疗中心,同时与华大基因、王荣福的孔雀团队签约,组成了技术合作的“医联体”,借助各方优势,为患者进行个性化的肿瘤免疫细胞治疗,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率。目前该院癌症精准治疗团队已经实现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全链条设计和研究。王荣福的孔雀团队也已经在大鹏新区生物谷建立了转化研究所,并会同市二医院在大鹏新区妇幼保健医院建立了临床基地。　　(余海蓉) 　　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7-01/17/content_3711299.htm

沈其杰：深圳特区精神卫生事业的开拓者

　　2018年3月21日,零点20分,沈其杰的生命定格在那一刻。　　数个小时后,获悉他去世的消息,家住南山的乔洁(化名)坐在客厅沙发上,眼眶含泪,久久不能言语,“无法接受,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沈其杰,原深圳市康宁医院院长,在深圳,大多数人对其很陌生,情感障碍患者却视其为“救命恩人”,凌晨3时就来排队挂他的号。在中国精神病学界,这个名字响当当。他是中国情感障碍诊疗“第一人”,深圳精神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如今,深圳市康宁医院能成为全国十大精神病专科医院之一,他厥功甚伟。　　病人凌晨3时来挂他的号　　结婚前两年,乔洁整日心情低落,不想见人,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感觉度日如年,医生诊断为抑郁症,需服药控制病情。　　1997年,乔洁病情复发,觉得“生不如死”,割腕、爬上楼顶、一声不吭失踪……她想了多种方式自杀,寻求解脱,都被家人救了回来。一名医生说,她的病只有康宁医院的沈其杰能治好。　　某日凌晨3时,乔洁和丈夫来到深圳市康宁医院,终于挂上了沈其杰的号。一进入诊室,沈其杰就笑眯眯地对她说,“没事,没事,这是个小case,你会好起来的。”没有指责,不讲大道理,像跟朋友聊天一样,沈其杰与乔洁拉了近一个小时“家常”。从聊天中,沈其杰像剥洋葱一样,把她的病情一层一层“剥开”,分析出她患的不是抑郁症,而是抑郁很深、躁狂较浅的双相情感障碍。　　“我是国内情感障碍诊疗领域的NO.1,你就把担心放回肚子里吧。”沈其杰给乔洁打了一剂强心针,他对症下药,几天后,让乔洁重获“新生”。　　在中国,说到情感障碍的诊疗研究,必提起沈其杰,他是该领域的领军人物。1954年,沈其杰被分配到湖南医学院,之后数十年,执着于医术和科研。1981年,结束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医学院的合作科研,沈其杰回国,国内心境障碍误诊率非常高,很多有烦躁、失眠症状的患者,几乎都会被诊断为神经衰弱。沈其杰提出神经衰弱是误诊的理论。1984年,他制定出我国第一份可操作性情感障碍诊断标准,在国内影响力巨大。　　沈其杰发现,医生对情感障碍中的双相障碍诊断识别率低,既躁狂又重度抑郁的双相障碍Ⅱ型患者,常被误诊为抑郁症。20世纪90年代,他对双相障碍进行系统的前瞻性临床研究,并结合临床病案讨论,提高医生对双相障碍的识别技巧,规范治疗措施。　　乔洁说,沈其杰“吃透”了情感障碍,特别理解病人的感受。医术精湛,和蔼可亲,不摆架子,沈其杰成为不少情感障碍患者的“救命恩人”。每次出门诊,家属常是凌晨3时就来排队挂号,没有挂上,他就给病人加号,常常饿着肚子加班到下午三四点。　　“医者父母心,病人来一次不容易,我能坚持就坚持。”沈其杰总是这样跟大儿子沈硕松说。病人的需要,让他一直坚持到2014年。　　“手把手”教医生　　时光回到1985年初,“三天一层楼”的深圳国贸大厦,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而在3公里外,深圳市康宁医院,简陋的病房,落后的设备,俨然一个“收容所”。　　彼时,沈其杰57岁,在湖南医学院已任教了30年,是国内顶尖学者和临床专家。其夫人卢少闲是广东人,家居香港,患有先天性心脏病,长沙冬季寒湿气候对病痛是一种折磨。在妻子被调入深圳市人民医院老年病科后,他也想来深圳,以方便照顾爱人。第一次考察康宁医院,在病房走了一圈,沈其杰直摇头,很失望。　　1986年1月,作为卫生系统引进的第一位教授,沈其杰担任深圳市康宁医院院长。对于这位老龄院长的到来,医院员工并没有寄予厚望。不过,员工很快就发现,这位专家型的老院长,老当益壮,富有开拓精神,有的人甚至被他一个个举动“吓到”。　　上任后,沈其杰对全院医务人员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结果非常不理想。于是,按照大学教学医院的方式,沈其杰狠抓临床、教学和科研。他把医院比作一只大鹏鸟,临床相当鸟的身体,科研和教学是两个翅膀,只有科研和教学提高了,临床才能提高,医院才能“飞”起来。他成立了深圳市精神卫生研究所,添置了仪器设备,鼓励医生做科研项目,取得不少科研成果。　　有31年教龄的沈其杰是一位诲人不倦,却又非常严苛的老师。他经常组织业务学习,规定主任医师必须承担讲课的义务,但拒绝灌输式讲课,以免培养懒汉,而是启发式的,把问题要点讲出来,让主治医师自己去看书。规范了医疗常规,建立起三级查房制度。他认为一级培养一级很重要,上级医生帮助下级医生解决临床疑难问题,既可保证医疗质量,还可发挥带教的作用。　　“沈教授‘手把手‘地教医生,在业务学习和查房时,还会经常提问,若医生错了,他会毫不留情面批评,把一些科室主任也搞得很‘狼狈’,吓得腿抖。”已经退休的康宁医院精神康复科主任高欢说。　　“只要你肯学,就一定能提高业务水平。”沈其杰经常这样说。他严苛的教学,悉心的指导,医务人员也有了强烈的钻研劲头,整个医院弥漫着浓郁的学术氛围,医生的业务水平快速提升,那些曾被沈其杰“训”过的医生更是对他感激不尽。现在康宁医院每周一次的“业务学习日”、三级查房制度就是他留下的。　　不拘一格选人才　　“要干一番事业,人的因素最为关键。”沈其杰爱才,考察时,看到医院的条件不利于青年医生的成长,回到长沙,他帮高欢争取到一个到湖南医学院附二院进修的指标。高欢的第一篇科研论文,沈其杰帮忙修改了4遍,“从他身上,我学了很多技能。”高欢非常自豪地说。　　沈其杰特别关注中青年医生的成长,制定人才培训计划,送有为青年到国内外学习深造,举办各种学习班,与国内外知名专家一起授课。每当有国内专家经过深圳出国,沈其杰就“雁过拔毛”,让专家一定在深圳做一场讲座。深圳毗邻香港的优势也被他充分利用,到香港开会或者讲学的国外专家,也被他邀请“顺道”来深圳讲学。包括哈佛大学教授在内,国内外很多“大腕”都被他请来过,这样的学术高度,使深圳的精神卫生从业人员受益匪浅。　　更为重要的是,沈其杰不拘一格,引进了大批人才。　　他去北大医学院,察看医生写的病历,从中物色目标,找对方谈话,讲述深圳精神卫生事业可能的发展前景。成都、长沙、上海、南京,国内知名院校他都去,因为他到处挖人,各地的医院对他又爱又恨,很是“防范”。为了把具有潜质的青年学者挖来深圳,他多次亲身劝说。他引进的人才,大多数成为康宁医院和深圳精神卫生事业的中流砥柱。　　深圳市康宁医院院长刘铁榜就是他挖掘的一块“宝”。1994年,刘铁榜从日本学成回国。一年后,32岁的刘铁榜已经出版了自己的专著,是硕士研究生导师、科室副主任,还是“跨世纪学科”带头人。沈其杰求贤若渴,给他写了一封长信,邀请他来深圳。刘铁榜回信表示,要报效原单位的栽培。没想到,他又去了第二封信,先邀请刘铁榜到康宁医院来讲课,就这样一步一个“圈套”,最后把刘铁榜“套”住了。　　“我在讲课,他同时对我进行面试。”当年沈其杰对人才的重视和渴望,令刘铁榜非常感动。加上个人目标与原来医院目标不一致,他最终接受沈其杰的邀请。　　2017年11月11日,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了《2016年度中国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在精神医学专科声誉榜方面,康宁医院连续8年进入全国十强。“医院在国内有这种地位,与沈其杰教授分不开。”刘铁榜肯定地说。　　担任院长职务6年时间,沈其杰一心抓学术、抓学科建设、抓人才引进、抓规范管理,并按照教学医院的方式培养年轻医生,显示出浓郁的“学究”气质,也为中国医院的学院式管理探索出一条新路。正是这种“学究”气与事业心,让特区精神卫生事业迅速地脱胎换骨,从最初收容性质的医疗机构,上升到集“医教研”于一体,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精神病专科医院。这种医院管理上的创举,科教研水平的“大跃进”,在地方专科医院中不多见,这是沈其杰对深圳最大的贡献。　　如今,刘铁榜的书柜上,仍保存着一封封沈其杰手写的书信,每年至少一封,里面有他对医院发展、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的各种建议,这些书信是刘铁榜最珍贵的收藏,也是深圳精神卫生事业最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　　(来源:南方日报撰文:向雨航别毕卉深卫信) 　　■人物档案　　沈其杰:我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1928年生,籍贯吉林省辽源市人,曾任深圳市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深圳市康宁医院院长。从医近60余年,在深圳工作28年,一直坚持精神医学的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尤其在心境障碍临床和科研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被誉为中国情感障碍领域研究“第一人”,他也是深圳精神卫生事业的奠基人,深圳市康宁医院建设和学科发展中的灵魂式人物。他主持的心境障碍学术研究获1999年及2000年深圳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006年荣获中国精神科医学领域最高奖项“中国医师协会杰出精神科医师奖”。1986年被第2版《世界生物科学名人录》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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