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

精神“感冒”了社工伸援手

　　不少人感冒,会主动去看病吃药。如果精神“感冒”了,你会去看医生吗?深圳是全国较早将社工服务引入精神卫生领域的城市之一,目前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精神卫生社工专业队伍,预计明年底这个群体将达到800人。他们成为专业医院与病人、家属、社区等社会资源联系的温情纽带。　　辅导:从害怕接触到有同理心　　模样娟秀、说话轻柔的邱鑫是罗湖慢病院精防团队组长。她学习的是英语教育专业,却做了9年社工,在两年前开始专职做精防社工,跟进重症精神疾病患者的心理辅导。工作之余,她还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攻读在职研究生。　　每个比较资深的社工会负责跟进2~3个具体个例。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金冬介绍,目前深圳有584名精神卫生社工,其中有超过一半在街道、社区工作。这也是深圳精神卫生服务的重要特色。每家社康中心配备1名兼职精防医生,精防医生负责病情观察、风险评估、药物不良反应和躯体疾病处理,社工主要负责政策宣传、康复转介、家属护理教育、救治救助和社区资源协调联络。　　在没接触过重症精神疾病患者前,邱鑫有点害怕。但真正走进他们的世界后,邱鑫的想法转变了,“他们其实是受害者,往往经历了生活和情感上的创伤”。　　22岁的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小利(化名)是邱鑫跟进时间最长的个案。“看到他逐渐减药、找到工作,我特别开心。”邱鑫说起小利现状时笑得非常灿烂,“现在聊天基本上发现不了他曾经生过病”。　　看上去高大帅气的小利过去非常自卑,总是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情绪激动时会到处写字、骂人。在两次进入康宁医院接受治疗、病情平稳后,小利的父母希望能给予其心理辅导的救助。于是罗湖区慢病院就将个案交由邱鑫跟进。　　在此后约半年的时间内,邱鑫基本上每周对小利进行一次心理辅导。“一开始与他聊天时,氛围非常压抑,问什么都回复‘还好啦’。”邱鑫说。有一次小利哭了很久,突然问她“你觉得我的病会好吗”,邱鑫突然感觉很无力,“因为我不是医生,当他希望要答案时,我很有压力”。　　做个案跟进,首先要与患者及其家属建立良好的关系,懂得倾听,有同理心非常重要。邱鑫慢慢发现小利的病情与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其父工作压力大,会经常指责小利,且说一不二。小利小时候由于意外事件受到重大的心理创伤,而家人却一直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多重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小利在高中时就有抑郁症倾向,而到大学时出现躁狂发作而被送往精神专科医院接受治疗。　　实现良性沟通后,邱鑫的工作就是了解其基本病情和症状,和罗湖慢病院的精防专职医生讨论病情及应对,给予心理辅导。“他在家里基本处于压抑的状态,所以我跟他沟通时,可以帮其发泄情绪。我希望他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认识自身的优势,提升其自信心。”邱鑫说。　　变化:社区重症精神病人的访视率提升　　截至7月31日,深圳全市在册、纳入管理的精神疾病患者有37570人,其中有36334人在社区随访,占96.71%。目前深圳精神科医生有235人,这相当于平均1.9个医生服务10万名常住居民,深圳该配置远低于广东省、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水平。　　而社工的引入不仅能缓解精神服务力量的缺乏,还成为与家属、社区等各方资源沟通对接的柔性纽带。　　社工力量的增加也提升了社区重症精神病人的访视率:7月访视患者19751人次,其中面访8422人次,占42.64%;电话访视10499人次,占52.90%。　　与家属建立良好联系,做好跟进服务管理,及时掌握患者动向还可以在关键时候起到积极作用。今年7月初,坪山区坪山街道六联社区精神卫生社工小赵接到精神障碍患者刘某家属的电话,反映刘某近期拒绝服药、自言自语、坐立不安、彻夜不眠,有自杀的想法。　　社工小赵和综治专干当日就登门随访,了解到患者和父母、奶奶居住,家庭经济困难,家属回老家意愿强烈,但患者不愿离开深圳。家属希望政府救济回老家的交通费,并协助将患者送到深圳北站乘车。　　随后几天,街道综治专干与坪山区卫计局共同协调护送人员和车辆,区综治协调民政局申请救助经费,为护送患者做好准备。在一周后,社工小赵通过家属了解到患者再次拒绝服药、早出晚归。小赵叮嘱家属注意自身安全,一旦发生高风险行为,立即拨打“110”报警,同时告知“五位一体”关爱帮扶小组加强关注,做好临时处置的准备。　　在紧急制定方案后,关爱帮扶小组将患者刘某一家三口平安护送至深圳北站,并确保他们坐上高铁。　　次日上午,小赵再次电话联系家属,了解到患者已经入住当地一家医院。精神卫生社工除了及时掌握患者动向,也与街道和社区等多个部门联系,也有助于此次精神卫生社工护送刘某返乡。　　问题:专职社工流失率高达27.6% 　　深圳在精神卫生建设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除了精神科医生数量不能满足目前全市精神卫生需求,全市精神康复体系还有待发展,目前社区精神康复机构数量不足、规模有限。对于精神社会队伍,面临着待遇不高、工作压力较大造成较高流失率的问题。　　据介绍,目前社工主要由社工服务机构管理,政府购买社工工作岗位整体打包标准为9.3万元/年/人,由于社工机构需扣除运营管理费20%,社工每月实际工资约为4000~5000元(含工资、绩效和社保),加上精神障碍服务奉献大、压力大,极大影响了工作积极性和人员稳定性,造成较高流失率。调查显示,近两年精神卫生专职社工流失率高达27.6%。　　如何让精神卫生社工安心工作?针对社工薪酬问题,深圳将推动市民政、财政部门尽快落实提高社工薪酬待遇,稳定精神卫生社工队伍。此外,拟加强精神科医师、精神科护士、心理咨询师、康复师、社会工作者等综合多学科团队建设,分类、分层次开展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多元化培训,提升服务能力。　　呼吁:更多人理解“心理感冒” 　　精神卫生社工所面临的挑战也来自于如何让更多人认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以及对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化。根据2013年深圳社区居民对精神疾病态度调查的结果,社会公众歧视还比较严重,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表示和精神病人一起会感觉不安全,不愿意与精神病人生活在一起。精神病人境遇堪忧。　　“接触了许多个案,其实发现患者和家属真的不容易。”邱鑫说,“就像他们照的是一面扭曲的镜子,所处的环境多是批评、指责,很难有正面的反馈。” 　　“如果得了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都愿意与人交流,但是为何有抑郁症、精神障碍等精神类疾病的患者却不愿意为人知晓呢。”做了两年精神卫生社工,邱鑫认为,整个社会对心理健康的认识还远远不足。“人们感冒了会去看医生,但心理疾病就不愿意去治疗,似乎被贴了标签。精神疾病类似‘心理感冒’,其实也是心理免疫力低下。如果能尽早找到症结所在并接受治疗,就不会发展为严重的精神障碍。”邱鑫说。　　趋势:精神卫生临床服务模式转换　　金冬介绍,按每50名患者配置一名专职精神卫生社工的标准,那么在2019年年底前深圳将有800名精神卫生社工。“社工是精神卫生服务不可或缺的力量,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社工的数量约占精神卫生队伍的一半。”金冬说,“引入社会工作理念,为患者提供专业化、人性化和多元化服务是社区精神卫生的必然选择。” 　　“未来将是精神专科与全科医学、其他专科医生等专业人士及社工、家属共同参与的临床服务模式,使精神障碍患者享受到更高水平的专业服务、社区服务和家庭照顾。”深圳市康宁医院院长刘铁榜说。

明日是阿尔茨海默症日养护是老年痴呆的最大难题

　　明日是阿尔茨海默症日,阿尔茨海默症又称为老年痴呆症。不会用手机发短信了、离家一两百米就不识回家的路了……老年痴呆症往往是从健忘开始的,如家人不留意,往往难以察觉。按照全国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在65岁及以上人群中,老年期痴呆患病率为5.56%,以此推算深圳至少有3.6万人。　　记者连日来采访发现,目前整体而言社会对此疾病的认知仍然不足,八九成患者到医院就诊已是中重度,早筛查早诊断仍需要患者、医生以及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有关专家也建议加强该疾病养护体系建设,希望能将部分养护费用纳入医保。　　前兆:老人不会用遥控器不会发短信了　　罗先生的母亲今年59岁,3年前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目前已发展到中期,从去年开始有幻觉、脾气暴躁且偶有攻击人的行为,总叫嚷着有人抢夺她的财物。　　回头去想,母亲从2011年起,就已经有初期征兆了。当时还在江西老家,罗先生多次叮嘱母亲电费缴纳已改为自动扣费,可是母亲仍然每个月亲自跑到供电局交费。而接到深圳以后,他发现母亲遥控器和机顶盒的开关分不清,也不会用遥控器。　　“连手机使用技能也在退化,刚开始还能编文字信息发短信,但慢慢就不会发了。而且怎么教都不会,学习不了新的知识和技能。”罗先生说。　　阿尔茨海默症初期时如不仔细留意往往难以察觉。“母亲就是这样。一方面是怕我担心,另一方面不希望让人觉得她有问题。”罗先生说:“病人会无意识地隐藏真实情况,实际情况比表现出来的情况更加糟糕。” 　　与此同时还有情绪上的表现,一向积极乐观的母亲逐渐有时情绪低落。2012年以后健忘、抑郁等症状越来越明显。开始引起罗先生警觉要带母亲去医院就诊是因为母亲在家附近超市拿了商品不买单就走,被保安扣住好几次。罗先生意识到,母亲不能一个人独立生活了,即使在白天都要有人照看。　　难题:看护费用及专业护工难觅　　2015年,罗先生的母亲在港大深圳医院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罗先生说,母亲所服用的相关药费每月多在千元左右,但更大的支出及精神压力来自于看护。　　80后的他是独生子,尚未成家,还要忙于工作,难以照顾好母亲。愿意照顾阿尔茨海默症的保姆很难找,不止看护要求更多,且到了中后期往往要进行24小时看护。罗先生母亲目前发展到中期,夜里可能会闹两三次,还会打人。　　记者了解到,和罗先生同样情况的一个家庭为了应对该状况,请了两位保姆两班倒,花费每月达一两万元。而由于患者比一般老人难以照顾,保姆临时走人的情况时有发生。　　罗先生想到将母亲送去专业养老机构,为此他考察了福田、盐田、宝安等区的多家养老机构,但是费用、看护质量等总体考量未找到合适的。据介绍,目前的看护费用每月多在七八千元左右,相对于在精神专科医院住院的费用要省却一半。不过他发现很缺乏专门针对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专业护理。　　而最关键的是,母亲至今也不愿意让人发现自己有病,拒绝戴防走失的黄色手环。她也不愿意住进养老机构。“父母那一辈的观念是,被送去福利院或养老院就是被抛弃,是没有子女或者子女不管的老人才去那里。”罗先生说。他曾经送母亲去江西老家一家条件较好的养老院,但仅一天,母亲就闹着要回来。　　目前,他只好将母亲送回江西老家暂由亲人及保姆照看。“母亲对老家环境更为熟悉,走亲访友串门的机会比较多,她比较怕一个人独处。”罗先生告诉记者,他每隔两个月回去一次看望母亲。　　去年母亲曾走失过一次,早上9点多失踪,全家亲戚出动找,直到下午4点多才找回来,把罗先生吓坏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跑出去一两百米就不认识路了,只能等着被找回来。” 　　罗先生知道目前阿尔茨海默症尚无有效疗法,会不可抑制地走向恶化。他告诉记者,自己心理很焦虑,压力大,因为有时候刚刚适应母亲的某些症状,可能不久后就变得更糟。　　他知道和母亲两地分离绝非长远之计,作为独子将来还是要把母亲接到身边来照顾。在深圳已打拼10多年不易,再回到家乡也并不容易,所以最后的选择还是要将母亲接到身边。“老人虽然有躁狂的时候,但是仍希望与家人在一起。”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照顾很难,要很有耐心和爱心。做了某件事却又否认,此时不能去和她争辩并纠正她,否则她就会发脾气或者很难过,有时候还会有攻击倾向。比如会突然进行人格攻击,说身边人是骗子。所以看护者必须了解这个疾病,才能理解表现出来的症状。”罗先生说。　　呼吁:应对老年痴呆提早布局　　作为深圳唯一一家公立的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康宁医院老年精神科每年科室就诊量约在2000人次,且有逐年增加趋势。该院老年精神科主任吴东辉表示,目前老年痴呆患者就诊率仍较低,一般来说三名患者里仅有一名来医疗专业机构寻求治疗和帮助。　　“从我们医院的门诊和住院情况来看,老年痴呆患者、帕金森病的数量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北大深圳医院特诊和老年病科主任邓远飞也表示,面对这样的情况,深圳更需要“未雨绸缪”。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只要人的寿命得足够长,均会被老年抑郁和痴呆所困扰。”深圳康宁医院院长刘铁榜表示,这不仅带来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降低及后辈照顾成本的提升,也会增加社会经济负担,因此必须要提早布局如何应对。” 　　近年来深圳也大力推进医养融合,并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探索。记者了解到,目前医养融合更多关注的是老年人的身体慢性疾病,对精神卫生仍需要更深入的关注及探索。刘铁榜透露,老年精神科医生尤其缺乏,培养深圳的老年精神科人才,这不仅包括精神医学、心理学、护理学、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专业医学人才,也包括社会工作者和老年照顾工作者。　　“在社区日料中心及养老机构,在心理卫生方面如何识别老年痴呆,进行照顾、延缓其症状,捕捉其内心需求,进行早期干预,均是未来要开展的工作。”刘铁榜表示。　　吴东辉告诉记者,目前在养老机构老年痴呆的护理力量还比较薄弱,深圳尚缺乏老年痴呆护理的专门人才,而照料者的经济、精神负担也较大。为此,她呼吁希望医保能解决一部分护理费用,这有助于减轻患者家庭的负担。　　建议:探索早期识别及防治措施　　目前对老年痴呆症治疗并无好的方法,只能尽量维持延缓恶化时间,在药物治疗方面仍处于艰难的积累期。早筛查早诊断能及早发现老年痴呆症的早期症状,而由于人们普遍认知不足,到了中后期即使吃药效果也不太明显,这是该病令医学工作者头疼的重要原因。　　除了目前医疗科学发展有限,影响治疗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社会认知。据介绍,尽管人们对阿尔茨海默症的认识在逐年提高,但前来康宁医院就诊者中有八成均为中重度。记者了解到,老人一般被家人送来就医,基本上是不能买菜购物,有的女性患者总是往往忘记关水龙头,有的会忘记关煤气,家属已经不敢让其做饭,生活多数不能自理。而且来看病的患者本人不知,多半是家属知道。　　近日,北京大学精神卫生所王华丽在深圳做学术讲座时表示,目前对于老年期抑郁症的诊断识别不足,在社区医疗机构就诊中有高达五成未被识别“例如情绪低落主诉不突出,更多表现为失眠、乏力及各种躯体不适,而慢性躯体疾病也增加了抑郁症的发病风险,真正到社区及综合医院接受精神专科服务的人较少。” 　　“希望大家引起重视,能在主观记忆减退之前就带家中老人来医院进行筛查,因为就目前临床来说,到了晚期能做的治疗非常有限。”吴东辉告诉记者。她介绍,例如发现短期的事情容易忘却,比如变得沉默寡言,用词更加简单。“老人情绪变得抑郁,这就是前兆。”她介绍,还有一个症状就是睡眠障碍,再严重的话就是情绪较为冲动,还有将衣服塞到冰箱、穿错衣服、将厨房的东西搬到卧室等异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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