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

“大”“小”联手解决市民看病难 ————市属公立医院推动优质资源下基层

　　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是当前医改的重要任务。按照国家医改的要求,到2017年,分级诊疗的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医疗卫生机构分工协作机制基本形成,优质医疗资源有效下沉,基层诊疗量明显上升;到2020年,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诊、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确立起来。　　在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作为我市医疗旗舰的市属公立医院,在医改中主动作为,担起区域医疗中心和学科领头人的重任,通过医联体、专科联盟、对口帮扶等多种方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扶持基层医疗上水平,解决市民看病难的问题。　　儿科医疗联盟:缓解儿童看病难　　在深圳乃至全国的儿科医疗资源都普遍紧张,儿科执业特点使很多医院不愿意发展儿科,儿科医师也纷纷转行。而随着国家二孩政策全面放开,本已严重饱和的儿童医疗资源将进一步突破极限,在此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儿科自身谋求发展,区域性资源整合势在必行。　　2016年8月,深圳市儿童医院与深圳各区、街道的35所综合医院、妇保院及民营医疗机构共同筹划发起成立深圳市儿科医疗联盟。该联盟是一个以联盟章程为共同规范,以技术和管理为纽带的协作组织,致力于建设“深圳市儿童医疗健康”服务平台。　　深圳市儿童医院将部分专家号源分享给各联盟医院,患儿可就近先在联盟医院就诊,如病情严重需要转诊,联盟医院可协助家长预约儿童医院专家号源,最大限度地方便患儿,让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解决问题,有效分流病人,实现分级诊疗。　　“儿科医疗联盟的成立,将开创深圳市儿童诊疗的新模式。”深圳市儿童医院院长钟山表示,深圳市儿童医院将与联盟内医院密切合作,在联盟内实行检验检查结果互认、逐步规范诊疗行为、临床路径等,并开展远程会诊,对联盟内的医生进行各种临床技能培训,促进全市儿科诊疗水平的共同提高,探索“患者不动、医生移动”医疗服务新模式。条件成熟后,还将以联盟形式整体加入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实现覆盖全国的儿科联盟。　　孕产妇急危重症联盟:共同保障母婴安全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高危孕产妇明显增多,而危及孕产妇、胎儿及新生儿生命安全的风险也增加。统计数据显示,虽然深圳孕产妇的死亡率属于国内低位波动状态,但还是上升明显。　　“高龄女性妊娠时,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肝、肾功能异常或其他内、外科疾病的几率明显增加,而同时妊娠期间也更易出现妊娠期高血压及妊娠期糖尿病的并发症,一旦出现这些疾病,妊娠期间或分娩期间因血压过高或血管病变而出现心、脑血管严重并发症的风险相应增加。”深圳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姚吉龙说。因此,多院多科室的会诊和联合治疗至关重要。　　2016年12月,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与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合作成立深圳孕产妇急危重症救治联盟,两院将进行多学科的深度合作,开通急危重症孕产妇生命救治的绿色通道,共同保障孕产妇及新生儿的安全。　　绘制“急救地图”:全市抢救“一盘棋” 　　脑卒中和急性心梗是两个最容易致残和致死的疾病,而且对于这两类病人来说,急救的黄金时间极短。如何让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到最合适的医院进行救治?去年年底,深圳两家技术最强的医院,与急救中心联手,分别牵头绘制了“溶栓地图”和“心梗地图”,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形成与基层医院无缝连接,协同作战。　　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等特点,分为出血性和缺血性两种。其中,缺血性脑卒中占80%,如果脑组织的血供中断,2分钟内脑电活动停止,5分钟后出现严重不可逆性损伤。在发病3-4.5小时内,通过溶栓药物或手术早期开通血管是决定脑卒中患者生死存亡的关键。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是国家首批也是深圳市唯一的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医院,在深圳发展了20家基地网络医院,覆盖了全市21家基层医院共26个科室,并建立了深圳市自己的脑卒中数据库。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牵头下,在全市各区确定首批19家急性脑卒中医疗救治定点医院,由深圳市急救中心统一调度,形成覆盖全市2000万人口的脑卒中救治网络。救治网络通过时空定位网络体系实现“信息共享,患者未到,信息先到”,将会明显降低深圳市心脑血管病的致死率和致残率,减少死亡及残疾的发生。　　急性心肌梗死的首发表现为胸痛,常常造成猝死。救治过程中,时间就是生命,1小时内恢复灌注,让血液正常流通,患者的死亡率为1.6%,拖延到6小时,死亡率则上升到6%,患者的心肌总缺血时间每延长30分钟,一年内的死亡率就增加7.5%。按目前我国的发病率计算,深圳每年患“急性心肌梗死”等心血管急症患者达2万余人,但只有10%的患者可能来到医院接受有效救治,不能得到及时诊断及治疗的占绝大多数,这其中很多患者会病残甚至猝死。　　2014年深圳市心血管急症救治与质控中心在深圳市孙逸仙心血管医院成立。作为国家胸痛中心示范单位,该院牵头组建了急性胸痛区域协同救治网络。现已与125家医疗机构签约,通过扁鹊飞救远程传输、微信平台、手机APP通讯,为网络医院及社康中心对急性心血管疾病患者提供远程会诊、指导治疗及协助转诊。　　去年12月,该院作为市急性心梗救治质控中心,牵头建设了深圳市急性心肌梗死救治地图,首批18家定点医院围绕质控中心,构成全市急性心梗定点救治网络。　　依据“心梗救治地图”,深圳市急救中心的救护车接到疑似心血管急症患者后,院前急救人员通过现场判断,如果能明确诊断为心肌梗死患者的,立即联系“救治地图”上最近的定点医院,紧急转运至该医院进行救治。与此同时,急救人员将在救护车上将急诊心电图等相关医学信息提前传输到医院。现场的院前急救人员假如不能明确诊断,可立即将相关医学信息传输到市急性心梗救治质控中心寻求协助,然后再根据病情需要,转运到最近的定点救治医院。如果患者病情危重,不宜转运,市急性心梗救治质控中心可派出专科团队,使用“移动CCU”“移动DSA”“空中救援”等系统进行就地抢救或转运。　　联手基层双向转诊:建立社区防治体系　　深圳市康宁医院牵头成立的两个联盟:深圳市精神卫生专科联盟、深圳市心理咨询工作联盟,打造了面向全人口、全流程的精神卫生服务防控体系。精神卫生专科联盟建立精神障碍医院-社区双向转诊工作机制,开展精神疾病分级诊疗以及疑难危重患者专家会诊、转诊工作。医院也加强了对社区精神卫生防治技术指导和业务督导,增强精神卫生医疗服务的协调性、连续性和可及性。心理咨询工作联盟则侧重于提升社区居民心理保健和心理咨询服务的可及性,联盟机构在心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心理热线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相互提供技术支持。　　目前全市59个街道成立了精神卫生综合管理小组,社区管理重性患者近3万名,管理率达到88.0%。心理卫生进社区示范社康中心服务能力建设提速,示范社康中心数扩展至182家。外来劳务工心理健康指导项目覆盖的试点企业数扩展至31家。　　深圳市眼科医院重大致盲眼病社区防治体系也初步完成。已挂牌单位有:蕉岭县人民医院联合眼科中心、上饶市人民医院联合眼科中心、紫金县人民医院联合眼科中心、光明新区中心医院联合眼科中心,其中深梅眼科中心、深陆联合眼科中心被评为广东省县级人民医院眼科能力建设单位。　　对口帮扶:重点扶持医疗薄弱区域　　对于医疗资源缺乏、医疗实力薄弱的区域,深圳的各市属医院,还通过对口帮扶的形式,根据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扶持。　　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大鹏新区是我市医疗卫生的一块“洼地”。为了解决大鹏新区居民的看病难问题,深圳的市属公立医院纷纷与新区医院组建医疗联合体,通过传、帮、带推进新区医院学科建设和发展,全面提升诊疗水平。　　第一个和大鹏新区建立医疗联合体的是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科的帮扶下,南澳医院已经从一个过去全市排名最后的一级医院,晋升到了二级甲等康复医院,开设了16个康复治疗室及4个病区,康复病床数已扩容到了160张,病床使用率达到100%。承担了全市重度残疾人的康复及全市残疾人康复风险的筛查工作。在与市第二人民医院合作的基础上,南澳医院还与市残联、市中医院、港大深圳医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加强康复、中医项目合作,重点打造康复病人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打造中医康复特色专科品牌。　　市眼科医院、市儿童医院、市孙逸仙心血管医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等医院也先后与大鹏新区全面开展了战略合作,通过学科合作共建、专科联盟、专家下社区、培训基层医生等多种方式,帮助当地提升医疗水平,并为辖区患者提供绿色通道、快捷转诊和治疗服务。　　除了本城,深圳市属公立医院还把帮扶的足迹扩大到市外。　　去年,深圳市眼科医院开展了甘肃光明行活动,将新技术、新设备带到边远山区,对甘肃甘南148名老人进行免费白内障超乳手术;开展了银川光明行活动,为当地70名白内障病人进行复明手术;开展了援藏光明行健康直通车,诊疗患者262人。　　深圳市中医院因地制宜帮助紫金县复兴村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与医药龙头企业合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选择1-2个适宜品种,为复兴村制定3年中草药种植计划,从而较大幅度地提升复兴村整体经济收入,带动贫困户脱贫。此外,该院还发挥中医龙头的作用,与龙川县中医院、紫金县中医院及毕节市中医院签订了帮扶协议,并开展了系列帮扶活动。　　建立医联体:各取所长整合医疗资源　　整合医疗资源,实行分级诊疗,提高医院的运营效率,是医改的大方向,也是解决大医院“看病难”的有效路径。按照合理的医疗资源配置来说,区域内的公立医院应该实现联网运营,分工合作,合理分流病人。但是由于体制的制约,市区“分灶吃饭”,公私“壁垒森严”,公立医院各自为政,改革遇到瓶颈。市属公立医院以技术为纽带,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组建“医联体”,不仅“联姻”基层医院,还打破壁垒“牵手”民营医院,通过以“需求”为导向的改革尝试,来突破瓶颈,以市场的力量推动着各医院自发地建立起了专科分级诊疗的体系。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是建立“医联体”最早、也是最多的医院,依托肿瘤、康复等10个专科与全市6家医院分别建立了“医联体”。　　以肿瘤专业为例,该院与武警医院共建了放射治疗病房。市二医院每年接诊肿瘤病人近8000人次,大部分的恶性肿瘤病人需要放疗。但是由于场地等各方面的制约,市二医院没有放疗设备,客观上造成了这些肿瘤病人的治疗困难。附近的武警医院有两台直线加速器,放疗科有70张床位,但肿瘤治疗的技术没有市二医院综合实力强。两家医院于是携手合作,武警医院专门安排了15张病床作为市二医院患者放疗病床,市二医院则派出专家,与武警医院的医生共同制定肿瘤患者的诊疗方案。　　在肿瘤前沿的治疗领域,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通过“三名工程”引入了复旦大学赵国屏院士肿瘤精准治疗团队,成立了精准医学治疗中心,同时与华大基因、王荣福的孔雀团队签约,组成了技术合作的“医联体”,借助各方优势,为患者进行个性化的肿瘤免疫细胞治疗,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率。目前该院癌症精准治疗团队已经实现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全链条设计和研究。王荣福的孔雀团队也已经在大鹏新区生物谷建立了转化研究所,并会同市二医院在大鹏新区妇幼保健医院建立了临床基地。　　(余海蓉) 　　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7-01/17/content_3711299.htm

中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达510万医师仅2万

　　原标题：精神病人谁呵护来源：人民网　　一名精神病人拖垮一家　　我国将精神分裂症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在册管理。精神病对患者及其家人都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采访中，71岁的郭九香数次哽咽。她的丈夫已去世，大女儿和小儿子先后患精神病。外孙女每月仅有1000多元的收入，她和外孙女共同承担着家庭的重担。　　女儿和儿子先后住了4次院。“银行不贷款给我，后来找了个远房亲戚做担保人，才贷出5000元给女儿看病，住院花了9000多元，还欠医院4000多元。”郭九香说。　　儿子发病时六亲不认，称饭里有毒而绝食，情绪激动时会打人，郭九香经常被儿子打伤。邻居们也经常受到他的骚扰，有一次他还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了。儿子每个月仅有390元的补助。一盒药62元，一个月要吃12盒。另外，治疗脑梗的药每月还要花800多元。　　由于常年照顾两个患病子女，郭九香心力交瘁。她患有子宫肌瘤，医生建议切除子宫，她没钱做手术，一直拖着，肚子疼就吃止疼药维持。“这几年岁数大了，身体不好，拾废品也不行了。我不管他们谁管呢?”郭九香抹着眼泪说。　　“一个精神病患者拖垮一个家。”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主任刘慧兰说。她在门诊经常看到家属眼神里的无奈，有的家属甚至就在诊室里嚎啕大哭。“精神病不同于其他的疾病，这种疾病对于病人、家属都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 　　因负担不起每年三四万元的治疗费用，安徽省临泉县迎仙镇的常德义曾经将儿子锁在家中。县残联得知后，为其办理了贫困精神病人药费补助，医药费大部分由新农合报销，剩下的由民政部门救助解决。常德义说，对儿子的病原本不抱希望，现在国家给政策，一家人又有了希望。　　我国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在册管理。目前，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达1亿人以上，重症者超1600万人。截至2015年底，我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510万人。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闫芳说，对于在册管理的病人，北京市实行门诊免费服药制度。如果患有身体方面的疾病，可免去医保住院报销起付线部分。如果属于低保人员，可以按救助途径获得相应的救济资金。对于监护人来说，根据患者精神残疾的等级不同，可以申领每月100—300元的护理费。她提醒，患者可以去医院做精神残疾鉴定，根据残疾程度不同，去残联申领数额不等的残疾人补贴。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指出，我国将完善精神卫生服务的整合保障机制，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治等制度衔接，发挥整合效应，不断提高贫困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保障水平，为他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康复服务。　　精神科医生“挨打受穷” 　　精神病医院属于公益性机构，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拨款生存。精神科医护人员收入低，专业岗位补贴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　　在一次查房中，河北邢台精神病医院医生徐红霞遭到患者袭击，她的鼻骨被打断，现在鼻子还留有伤疤。另一位医生在一次护理中，被患者打成了“熊猫眼”。徐红霞说：“被精神病患者袭击是很常见的事，每一位医生都被精神病患者打过，有时没防备，突然间就挨一巴掌。” 　　“挨打受穷”，这是精神科医生的真实写照。与其他医生相比，精神科医生更容易挨打，收入更低。20多年前，闫芳在外地刚参加工作时月薪仅100元左右，其中精神卫生专业岗位补贴也就是俗称的“挨打费”大约为27元。如今，这项补贴并没有随工资同比例提高，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以前，精神科医生可以享受浮动一级工资的待遇。8年以内上浮一级工资，工作年满8年再向上浮动一级。近几年，这项政策被取消了。　　邢台市精神病医院院长刘一宝说，精神科医护人员的收入比同级别医院的其他医生至少低1/3。即使在综合医院里，精神科也是边缘科室，主要原因是不能给医院创收。　　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1.71张/万人口，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49名/10万人口，且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城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增加到4万名，缺口近2万名。　　精神病医院属于公益性机构，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拨款生存。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院长栗克清认为，精神科医护人员收入低，根源在于补偿机制不合理。政府对医院的投入集中在基础建设上，医院的收入主要依靠医疗设备收费和医生开药，由此导致精神科医生的收入普遍偏低。　　按照《精神卫生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职业保护，提高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待遇水平，并按照规定给予适当的津贴。　　精神疾病不像躯体性疾病一样，没有化验单，没有检查设备，精神检查完全是依靠医生个人技能去诊断。目前，普通挂号费只有5元，而医生的问诊时间至少需要15分钟，有的病人要花半个小时以上。闫芳建议，精神科医生的收入应适度提高，并形成动态调整机制。　　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李占江说，改变精神病医院生存难题，关键是形成合理的价格补偿机制。精神科医生的专业补贴不能缩水，一定要提高其“含金量”，这样才能增加整个行业的吸引力。　　病人渴望回归社会　　精神疾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就很难揭下，可能会伴随终生。即使康复，患者也很难回归社会　　41岁的河北保定居民孟女士，18岁时患上精神分裂症，发病时会产生幻听。她在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已3年半，在此之前断断续续住过几次，出院后药物维持不久，病情反复发作。14年前她和丈夫离婚，也失去了对孩子的抚养权。自从住院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儿子。　　孟女士住院期间病情已经缓解，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抵抗住杂音的干扰。她想出院照顾年迈的母亲，也想给儿子看管小孩，觉得出院后能够独立生活和工作。“可家里人不愿意来接我，哥哥姐姐怕我出院后没人照顾再犯病。” 　　精神病人如何回归社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精神疾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就很难揭下，可能会伴随终生，患者即使康复了，也得不到社会的包容和认可。闫芳说，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犯罪率和正常人相比差不多。一些媒体报道后，精神疾病暴力犯罪比例被放大。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多是家庭管理，患者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不利于回归社会。栗克清认为，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应该在精神病院，而康复工作应该在社区里，回归社会需要更多社会组织参与。　　深圳市康宁医院院长刘铁榜认为，来自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是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面临的最大障碍，自卑、胆怯的心理阴影始终伴随着他们。营造平等、宽松的环境，是精神病患者融入社会的一剂“良药”。　　深圳“蒲公英会所”是一家精神康复机构。患者不再是被治疗的对象，而是具有高度自主权的会员，会员有平等参与会所活动的权利。小慧是“蒲公英会所”的会员，现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员，主要负责将公司产品传到网上。她说，会员之间都是平等的，平时一起参与会所组织的娱乐活动，让她交到朋友，学会与人沟通，不再那么孤僻了。　　王国强认为，应大力推广“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精神障碍和精神残疾康复工作模式，建立完善医疗康复和社区康复相衔接的服务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源提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社会。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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