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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二人世界要做 “有弹性的泥巴”
◎深圳特区报记者 刘一平 通讯员 邵春晓 现代人个性鲜明,进入婚姻后要面临从单纯的“单身贵族”到二人世界的“柴米油盐”的角色转变。深圳市康宁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杨颖佳认为,进入婚姻的人们,要避免做两块“坚硬的泥巴”,以免碰撞后两败俱伤,而要学习做两块“有弹性的泥巴”,在岁月的洗礼中互相接纳、共同改变。 A 个案 小楚婚后不到一年因焦虑患病 小楚是个典型的宅女,性格比较内向,谈过几段简短的恋爱,之后就过着快乐单纯的单身生活。随着年龄的增加,家人不断催婚,周围同学、朋友也多结婚生子,于是去年年底她经人介绍认识小东,不久后登记结婚,开始了两个人的生活。 不过婚后小楚发现,丈夫对她要求不少,比如要小楚能体谅他工作辛苦、处理好家务,不满意时就生闷气、不说话、不理人。另外她还发现,丈夫不愿配合她的生活习惯,平时她喜欢呆在家里看书、上网、看电影,可是小东总想带她出外爬山、打球。对于计划生孩子的事情,两人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小两口经常为一些小事争吵,让小楚觉得婚后两个人的生活很不如意,不禁怀念起一个人的自由时光,有点后悔结婚了,不过她又不是那种能轻易离婚的人,因此愈加矛盾。 结婚半年后,小楚渐渐感到胃胀,就诊后服药效果不佳,之后又感到胸闷、气短,总觉得胸口有一股“气”堵着。担心之余,她的情绪更为低落,总是闷闷不乐呆在家中,有事也不太想去做,注意力变差了,做事效率下降了,睡眠也不好,上班没精神,她感到自己“变了个人”。但是,她多次就诊都未发现相关的躯体疾病。不久前,小楚觉得胸闷、气短加重,睡眠差到几乎整夜无法入睡,人很烦躁、痛苦,丈夫非常担心,比以前体贴许多,但她的症状仍无明显好转。 到精神专科医院住院后,经过抗焦虑药物的系统治疗,小楚的躯体不适症状逐渐缓解。 B 对策 调整夫妻关系的认知模式 随着治疗的展开,医生在探讨中发现:小楚个性较内向,不擅长与异性相处,感情经历也比较简单,进入妻子角色后,发现不再可以按照个人的意愿生活,因此对当前的生活应对不了,也无从计划未来;面对丈夫,她不是过度地压抑自我、满足丈夫要求,就是强烈希望丈夫完全按照她的想法去做,没有办法找到与丈夫相处的平衡点。 杨颖佳告诉记者,现代社会中,人们会遇到很多不同种类的压力,其中人际交往就是让许多人苦恼的一大来源,包括亲人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等,亲人关系中的夫妻关系更是许多心理咨询机构的主要来访内容。 杨颖佳认为,我们的压力其实来源于现实与期望的距离,期望越大则压力越大。比如小楚对丈夫的期望过高,而且她总是把现在的生活与过去作比较,随着她的期望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大,她的压力也就越大,当压力水平持续升高到不能承受之范围,她的身体就发出了“信号”,比如失眠、不明原因的疼痛、抑郁或焦虑等情绪波动。而到了这时,人就容易走入误区,不停地想办法去消除躯体不适,有的人甚至借助酒精等物质徒劳地改善情绪,却忽视了致病的“元凶”。 因此在治疗时,医生着重引导小楚调整夫妻关系的认知模式,重新认识两性关系,改变她对丈夫单一方面的标准制定,学习夫妻相处的有关技巧,提高对新生活的适应能力。最终小楚认识到,婚姻并不是简单的迁就、退让或者抱怨,更重要的是学习倾听对方的内心,学习如何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想法,学习接受自己的情绪波动及丈夫的情绪波动。于是,她的症状迅速好转,与丈夫的关系也变得稳定。 C 分析 两块坚硬的泥巴碰撞必然破裂 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自我色彩,但当单身贵族的角色转变到要进入至少两个人共处的家庭,就要懂得如何与他人相处。杨颖佳认为,在婚姻关系相处的最初,需要打破各自许多的“限定”。每个人的个性有差别,需要双方互相接纳各自的不同,因此,婚姻过程中就要不断接纳、互相学习。 “婚姻关系是一种不断磨合的动态的亲密关系,没有人能在婚姻关系中保持一成不变的闺房原色。”杨颖佳说,两个出身不同、个性不同、经历不同、想法不完全相同的人走在一起、亲密接触,必然要面对各种细节的碰撞和相互影响,然而在短时间内,各自不同的习惯、观点、做法、经验不可能迅速调和,这时一味要求对方单方改变就成了一种压力。 压力之下,有的夫妻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深入了解和妥协,婚姻就保持了下来。有的夫妻在这样的碰撞中,出现了无法弥合的相互伤害,如同两块很硬的泥巴,它们碰撞在一起、必然会撞碎一部分。在过去的社会有很多的道德与关系提供强大的外部约束,使得婚姻很难破裂,但是现代社会崇尚个性自由,人们一旦遇到不如意就很容易选择分手,从而导致婚姻破裂。 D 引申 夫妻相是岁月洗礼的结果 “夫妻双方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现状:双方相互的默契和改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而是成年累月相互的熟悉和理解之后自然发生的。”杨颖佳指出,小到一个用词,大到做人原则,如果只是一味地要求对方改变,其实是不可能真正改变什么的。必须要首先学会接纳对方,允许对方有不同,有不好,有不符合自己预期的各种生活习惯以及做法、看法,用自己的行动去包容对方,而那些真正的改变,总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自然而然地发生。 生活中总能发现不少夫妻有着“夫妻相”,杨颖佳认为,其实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有“夫妻相”的,而是在共同经历岁月洗礼之后,因为相互的接纳和理解,而不自觉地以相似的方式待人处事的结果。 “所谓‘近朱者赤’,其实它在夫妻之间非常适用。夫妻之间的相互改变是逐渐发生的,而且不是完全以某个人的意愿来实现的。就如两块有弹性的泥巴,需要在对方凸起的地方凹下去,对方凹陷的地方能凸起填补,这样才能天长地久长相厮守。”杨颖佳说。11
2015-09深圳将加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
深圳晚报讯 (记者 陈龙辉) 深圳市预防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工作部署会昨日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深圳市将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工作,着力解决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工作中存在的瓶颈问题,建立长效机制,逐步实现工作常态化。本次工作将紧扣“筛查发现、甄别确诊、分类管理、后续支撑”4个环节,重点解决其中存在的底数不清、社区服务、医疗资源不足等问题。特别是针对具有肇事肇祸风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将逐一建立档案,落实社区服务。对流浪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城管部门或公安部门送至市康宁医院进行诊断治疗;对于经济状况较差的患者,将采取救助措施等。 深圳晚报2015年9月8日A09版18
2016-07我市建立首支精神卫生社工队伍
深圳特区报讯(记者 罗莉琼 通讯员 王冠 吴璐嘉)昨日,中美精神卫生社会工作者培训项目在市迎宾馆正式启动,深圳社工们将接受一系列精神卫生领域的专业培训。记者从会上获悉,深圳建立首支121人精神卫生社工队伍,他们将为市民提供精神卫生方面的服务。 据了解,深圳精神卫生领域社会工作发展相对缓慢,参与精神卫生服务的社工较少,无法满足市民在精神卫生方面的服务需求,而发达国家的精神卫生服务早已引入社工。受市卫计委和市民政局委托,市社工协会开展社工介入精神障碍社区项目,首期培训邀请了美国纽约大学专家学者。 据悉,按照《深圳市精神卫生社会工作者培育方案》要求,该项目将在三年内为我市培养一支150人的精神卫生社工队伍,为全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障碍专科医院和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等提供稳定的社工服务资源。社工们通过参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区治疗康复个案管理,为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属提供专业的社区随视、心理辅导、政策咨询援助等服务。同时,社工通过对精神障碍者个人与家属的服务及社会倡导,为精神障碍患者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来源:深圳特区报2016年7月14日A10版21
2016-03世界睡眠日 | “秒睡”也是一种病,得治!
记者 吕二函 通讯员 邵春晓 你能想象一个人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或许正在吃饭、开车、洗澡、过马路时,突然倒地呼呼大睡?在现实生活中,真有这么一类人,由于他们身体存在下丘脑分泌素缺失,患了发作性睡病。 在深圳,患发作性睡病的患者不在少数。记者日前从市康宁医院了解到,该院睡眠障碍科门诊量有11000人次/年,其中发作性睡病来访患者比例竟占4%—5%。 患者不仅能秒睡,更嗜睡 30多岁的潘先生是一名公务员,大约在4年前他开始出现嗜睡症状。“外出执勤的时候,有时候开着车就开始打哈欠,一个接一个,刚开始我以为是天气原因或者晚上没有休息好造成的。”潘先生说。 后来,潘先生就被调岗到办公室做行政工作,可没想到,新的工作环境依然没有改善他的嗜睡。为了不影响工作,近期潘先生在家人的劝说下向医生求助,经过睡眠评估,他竟被确诊为发作性睡病。 发作性睡病是睡眠障碍的一种,发病率约为1/2000,患者通常在15-30岁之间起病,以日间不能克制的短暂睡眠发作为主要表现。由于临床医生对该病临床表现并不熟悉,因此有很多患者处于未诊断的状态。 深圳市康宁医院睡眠障碍科主任周云飞博士称,发作性睡病以突发的短暂日间睡眠发作为主要表现,大部分患者嗜睡十分严重,导致学习、工作和其他活动难以进行。“该病最大的危害就是它的发作时间的不确定性,如果在过马路或者开车,或者在从事高危工作时发病,它会危及生命。” 据悉,发作性睡病患者的过度嗜睡会经常发生,并且在晚上睡眠充足的情况下也会发生,并且这些患者在短暂的小睡之后会显得有精神,但1-2小时之后又会感觉嗜睡。 易与“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混淆 但嗜睡并不代表就患了发作性睡病。 今年40多岁的张女士是一名老师,自觉晚上有充足的睡眠时间,但白天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却出现疲劳、嗜睡,甚至还伴有不同程度的头晕、疲倦、乏力。“有一次上课,我让孩子在课堂上做练习,不知不觉,我自己靠在讲台上睡着了,直到下课铃声响,我才回过神。” 随后,张女士求助医生做了睡眠呼吸监测,但最终却被确诊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会导致患者在夜间反复呼吸暂停、低氧血症,导致睡眠连续性中断,微觉醒次数增多,睡眠质量下降,所以也会在白天嗜睡情况。”周主任说。 据悉,发作性睡病的临床诊断通常依赖于病史,但确诊需要一夜的多导睡眠监测以及多次小睡潜伏期试验。因为整夜的睡眠呼吸监测有助于鉴别其他日间嗜睡的原因,如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或因不良睡眠卫生习惯(如熬夜)引起的日间嗜睡。 “发作性睡病患者100%会出现日间嗜睡,30%-60%的患者会出现入睡前幻觉,60-70%的患者会有猝倒发作(患者大笑、兴奋、吃惊、生气、发怒时更易出现),是发作性睡病的特异性症状,有诊断性价值,25%-50%的患者会出现睡瘫,即出现意识清醒,但不能动弹和讲话,可呼吸和眼动。”周主任称,并非所有的发作性睡病患者都会出现以上四大特征。 该病与遗传因素有关 睡眠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一般分为清醒期、浅睡眠期、深睡眠期、快速眼动睡眠期4个阶段,一般人从清醒到快速眼动睡眠这个过程要60-90分钟,而发作性睡病患者仅仅需要15分钟之内就能达到,他们从清醒到浅睡眠可能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下丘脑分泌素的主要作用就是促醒,发作性患者之所以有秒睡的功能,是因为他们自身下丘脑分泌素缺失。”周主任称,这种功能的丧失与遗传因素有关,该病是一种生物学疾病,到一定年龄阶段才会发病,与人的生活、饮食关系不大。 目前,针对该病的治疗手段有对症治疗和预防性治疗。对症治疗的目的主要是缓解患者的症状,保障其正常工作、生活,预防性治疗则是为了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 “在药物使用上,一般用莫达非尼和利他林,以用于治疗患者的日间嗜睡,对于有睡瘫和猝倒症状的患者,一般用抗抑郁药物治疗。”周主任说,该病需持续性治疗,暂时还无法治愈。在日常生活中,患者需保障每天1-3次小睡,每次20分钟的睡眠。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刻意叫醒患者,因为这能缓解其日间过度嗜睡的症状。 原载于:深圳特区报 读特APP23
2016-08社区精神卫生防控最薄弱,要花大力气布局
“深圳精神疾病患病率是21.19%,这一数据全国排第一。”8月3日,在参加晶报和市医管中心主办的“院长对话日”活动中,深圳市康宁医院院长刘铁榜表示,深圳精神卫生防控的“网底”——社区防控千疮百孔,需要花大力气布局好这块最薄弱的环节,同时要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缓解都市人焦虑的情绪。 建深圳首支精神卫生社工队伍 晶报:您之前在多个场合一直呼吁,深圳的精神卫生防控基础薄弱,需要重视这个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康宁医院采取了什么举措? 刘铁榜:这确实是很大的问题。如果说深圳的精神卫生防控是一张网,那社区防控这个网底则是千疮百孔的。在人员方面,第一,深圳精神卫生队伍人员很少;第二,他们流动性非常大;第三,受的培训也不太够。而全国每年精神卫生专业的毕业生也不超过200人,人员非常紧缺。 再从床位看,精神卫生类床位,上海有1.8万张,广州有6000多张,而深圳只有630张编制床位,这意味着大量病人要留在社区、留在家里。 因此我们今年做了两个项目,一个是与美国纽约大学合作,签订了三年的合作培训协议,建立深圳首支精神卫生社工队伍,总共培养150名社工,这个培训项目得到了广大社工机构的热烈响应。另一个是和深圳引进的精神卫生“三名工程”项目团队——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合作的“社区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事件的应急处置”项目。 康宁医院现在有了一定的学科影响力,但只有医院做得好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家庭服务、社区服务要做得更好,我们现在在最薄弱的这块需要再花力气。 晶报:康宁医院的精神科在全国连续五年都是排行进了前十。未来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有什么计划去占领更高的位置? 刘铁榜:康宁医院生逢其时,遇到了大发展的时间,是一个战略机遇期,所以我们精神科通过前三十年的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和影响力,我们医院从国内吸引了许多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目前博士硕士占我院精神科医生的68%,这个比例在全国是极其罕见的。 但是专家要有一个成长过程,我们现在建立了两个平台,一个是和墨尔本大学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另一个就是与国内排名第一的北大六院进行合作的平台。把这两个平台打造好,通过国际交流可以培养一些学科带头人,国内则提高学术影响力,在管理方面、教学方面帮助我们提升,这将会有很好的效果。 市民的精神卫生自我保健意识要提高 晶报:现在深圳的年轻人多,生活压力大,心理问题也比较多,康宁医院如何守护深圳人内心的安宁? 刘铁榜:世界卫生组织定义健康不只是身体没病,而且还要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这才是一个人全面完好的健康状态。深圳精神疾病患病率是21.19%,这个在全国最高。其中,重性精神病是1.41%,全中国都差不多是这个数,而剩下的近20%,主要是轻型精神障碍,包括焦虑、抑郁、失眠、恐惧,这一数据比其他城市高。衡量一个地方的人有没有压力,一般有几个指标,比如自杀人数、镇静催眠药的消耗量、抗抑郁药的消耗量,而在深圳,这三个数据比较高。 很多人背井离乡移民来到深圳,所需要适应的社会挑战、面临的压力很大,社会支持网络也没有很好地构建起来;跳槽,婚恋、生子等,每一次变化都要适应,如没有适当的支持系统和保护系统去帮助他适应,那么就可能出现各种心理问题。 晶报:医院在这方面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帮助他们自我调节? 刘铁榜:医院是最后一道防线,其实防线应该前移。 人和人之间要相互帮助,这和我们的社会风尚、社会氛围有很大的关系。很多人遇到问题难以去表达是因为人在受打击的时候行为能力是减弱的,那个时候恰恰需要强大的行为能力。遇到挫折需要帮助的时候,一个健全的人就需要去唤起他强大的行为能力、组织能力、组织资源,通过有效行动克服遇到的障碍,恢复到一个正常人的状态。而那些出问题的人则无法很好地组织资源,或者说是没有资源、没有能力去行动的人。所以这也是生活的技巧。我们医院和一些心理咨询机构开展了多形式的心理保健、疾病科普方面的一些宣传; 媒体,包括自媒体也可以用健康教育的手段,把心理健康知识传递出去。 市民的精神卫生自我保健意识也要提高。我们的终生精神卫生服务利用率太低, 比如一项调查显示:在随机调查的18-60岁1000人中只有40人曾经利用过精神卫生服务资源,看过精神科,包括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而同样的调查在国外,这一数据却是30%。大家为什么不来看病?这有可能有经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意识问题。还有因为我们看诊的各种不方便,因此精神卫生的布点一定要多,社康也好、各个综合医院也好,一定要建精神科、建心理科,各个心理咨询机构要让市民看得到,找得到。 周亦楣 郭晓珊/文 成江/图 来源:深圳晶报2016年8月8日A08版27
2015-05多动症成人也会有
(深圳晚报记者 周倩)今年4月7日,国内首个成人多动症门诊在深圳市康宁医院正式开诊,为曾经诊断过多动症、从未诊断但怀疑患有多动症、自觉平时注意力很容易不集中的成年患者提供专科诊疗服务。多动症(又称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应该是儿童专属的疾病;但实际上,30%~70%多动症患者的症状会持续到成人期,只是“多动”不再是这一障碍的首要特征。 做事注意力不集中是典型症状 24岁的小张刚参加工作,单位做岗前培训时,他发现自己无法专注听课,坐一会就坐不住了。由于害怕影响自己的工作前途,他主动到了康宁医院寻求帮助。据他回忆,自己在小学、中学都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当时家人都以为是他调皮,也没放在心上。高中以后小张就入伍了,虽然他个人很想在部队上好好表现,但经常控制不住自己,每次站岗5分钟就站不住了,做事情很冲动,常被处罚。 33岁的张女士在工作中明显感觉自己没有耐心,无法耐心长时间安静地做某件事,如和朋友聊天会经常走神;听课、开会时不能在座位上安静地坐好,随时有站起来走动一下的强烈欲望,若被迫坐着便感到烦躁不安,走动以后才会感到舒服,所以经常找借口离开座位。她说,自己在高中时期学习效率就很低,上了大学后,不管自己怎么努力,付出和成绩都不成正比。 据市康宁医院儿少精神科主治医师寇聪介绍,以上两个案例都是正在成人多动症门诊就诊的患者,经过药物治疗,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寇聪表示,成人多动症表现很多样,包括做事不能集中注意力、注意力容易分散、做事冲动、情绪变化不定、缺乏计划性和条理性等。 成人多动症发病率达4.4% 寇聪告诉记者,美国有官方数据显示,4.4%的成年人患有多动症。据他估计,深圳的发病率也在4.4%左右,只是因为国内对成人多动症认识不足,导致治疗率非常低。“成人多动症门诊设在医院五楼,每周二下午2点至5点出诊。自4月份成人多动症门诊开诊以来,仅收到3个患者,很多患病的成年人还未意识到自己患有此病。”寇聪说。 寇聪表示,多动症是儿童期常见的精神障碍,突出表现为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好动,易被老师和家长注意到,其中30%患者的症状随年龄增长而逐渐消失。但多数患者(60%~70%)在成人期症状仍持续存在。随着被诊断为多动症的青少年儿童年满18岁,他们复诊时是看成人门诊还是到儿少科就诊,成为我国各医疗机构“多动症”门诊遇到的共同问题。这也是医院开设成人多动症门诊的原因之一。 另外,还有些成人多动症患者通常会找成人精神科医生就诊,但不会想到自己有多动症,所以也不会主动提及自己在儿童期、学龄期的表现,都是重点讲当下遇到的工作问题、人际关系问题,这样必然会给成人精神科医生的诊断带来很大的困难和干扰。所以一些成人多动症患者即便是到了医院就诊,也可能没有被很好地识别与治疗。 多动症什么时候就诊都不算晚 寇聪告诉记者,尽管无法集中注意力、做事冲动等是成人多动症的典型症状,但也不能简单地把有这些症状的人判定为成人多动症,因为成人多动症的诊断有严格的诊断标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患者在儿童时期一定要有儿童多动症的表现。“如果儿童时期没有多动症的表现,只是到了成人以后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就不能诊断成人多动症。”寇聪说。 寇聪还表示,多动症尽早发现尽早干预意义很大,比如如果能在小时候发现,就能尽早的改善学习,提高学习成绩,如果小时候耽误了治疗,成年后性格已经形成了,会发展为品行问题。不过,从医学的角度来讲,什么时候治疗都不算晚,不像有的疾病干预晚了治疗效果会打折。 “成人多动症主要是通过药物治疗,一般治疗2~4周就能起效,具体治愈的时间因人而异,通常需要治疗2年左右。”寇聪说,治疗多动症主要是服用两种药物,一种是每晚吃一次,当天就能起效,可以是遇到紧急情况时服用,比如第二天有重要的考试或者会议;还有一种需要长期天天服用,起效较慢。 转载自深圳晚报2015年5月27日B15版02
2015-04深圳每年新增500多名自闭症患儿
深圳晚报讯(记者 周倩 通讯员 邵春晓) 今天是第八个“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今年的主题为“职业:自闭症优势”。深晚记者了解到,深圳约有超过1万名自闭症患儿,且自闭症发病率逐年递增,我市自闭症发病率达2.6‰。以近年我市每年出生20万新生儿计算,深圳每年新增患儿520名左右。 据市康宁医院儿少精神科主任卢建平表示,目前自闭症人群中大多数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入学、就业,自闭症人士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会出现适应不良的情况,影响其就业和持续发展,这不仅影响了其中一些有特质人士的能力发挥,也影响着无特质人群走入社会。也有部分患儿不能融入社会,严重影响患儿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同时也给其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以深圳为例,深圳自闭症患儿的每月康复训练费用支出占总收入一半或以上的家庭超过50%;甚至有24.39%的超出家庭总收入。卢建平呼吁,对于自闭症人士,除了社会提供再教育、就业机会,需要专业人员在心理学和医学方面,为他们一生在学习、就业、生活上的顺利发展提供专业性指导和帮助。 “近年来儿童自闭症的发病率呈显著上升趋势。我们医院对辖区5万多名幼儿进行自闭症免费筛查,疑似病例经过儿童神经康复和心理专科门诊确诊,发病率预计在2.6‰。自闭症儿童从6个月左右就可以被确诊,尽早发现有助于康复治疗的介入。”据广东省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罗湖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龚建华表示,自闭症的实际治疗率仅有5%,很多家长并不觉得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有的认为看了也白看,还有的到处搬家,“确诊后,98%的家长处于崩溃状态,只有2%的家长还比较乐观,要坚持治疗”。 新闻辞典 自闭症谱系障碍 是一种起病于儿童早期的严重的神经发育障碍,具有社会交往和语言交流障碍、重复刻板的行为和狭窄兴趣等临床特征,是一种脑发育方面的异常疾病。与唐氏综合征等疾病不同,自闭症不会影响患者的面容,因此自闭症患者容貌与正常人没有区别。 深圳晚报2015年04月02日A10 http://wb.sznews.com/html/2015-04/02/content_3184831.htm12
2018-10市精神卫生中心公益讲座 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10月10日是第27个“世界精神卫生日”。10月9日下午,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在深圳书城举办了“世界精神卫生日”公益活动。深圳市康宁医院卢建平医生做了“健康心理,快乐人生——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专题讲座。 卢建平指出儿童青少年精神疾病和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总体呈逐年增高趋势。报告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在10%~30%之间。注意力缺陷及破坏性行为障碍是儿童精神卫生的主要问题。据了解,目前我国有学习、情绪、行为障碍等精神卫生问题如焦虑、抑郁、恐惧、情绪障碍、多动、注意力缺陷、网络成瘾、吸烟、人格偏离等的未成年人约有3000万,且患病率呈逐年上升态势。然而,目前全国专职儿童精神科医生却仅有不足500人,深圳专职儿童精神科医生仅10余人。全市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亟待健全。 来源:深圳都市报讯 记者 罗丹19
2009-04轻度痴呆要做好自我管理
老年痴呆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但是如果早发现、并做好自我管理,是可以延缓疾病的发展进程的。深圳市康宁医院记忆门诊吴东辉主任医师对记者作了相关介绍。 1 算账精明却是轻度“痴呆”的何阿姨 67岁的何阿姨得了痴呆,让家人有点惊讶。她与女儿一家同住,一般都是和钟点工负责家里的卫生和饮食。每天早晨她准时去买菜,一日三餐做得有滋有味,家务拾掇得也是井井有条,和家人有说有笑。都说“健康的老人是个宝”,在家人和邻居看来,她不仅是个“宝”,还是个能干的“宝”。 2年前,何阿姨觉得自己记忆开始变差,有时在超市买了菜,交了钱却忘了拿菜,家人交代的事情常常丢在脑后,儿女怎么提醒也想不起来。她担心自己变得“痴呆,”但是,她买菜算账却很精明,从不会出错。所以儿女觉得她是担心过度,小题大做,怕得“痴呆”怕得有点神经质了。 直到有一次,何阿姨去银行取钱,回到家却发现,钱是从银行取出来了,但是并未拿到包里,再问,她却是怎么都想不起来取钱的过程了。此时儿女才感到,何阿姨可能真的得了“痴呆”了。 吴东辉介绍,何阿姨被诊断为轻度认知障碍,也就是俗称的“痴呆早期”,好在她就诊比较及时。但是,像她和家人这样能认识到忘事也是问题、需要就医的人,实际并不多。大部分人都是到了很严重的痴呆程度,变得“呆呆傻傻”、或者疑神疑鬼,行为明显异常,才来就诊。 不过,随着公众对痴呆症的认识增加,目前,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前来就诊的比率也在不断增加。有些中老年人感觉记忆稍不如前就来筛查,更有些人现在并没有感觉记忆下降,但是他们也来记忆门诊筛查、做随访,便于早发现早治疗。吴东辉告诉记者,这些都是令人欣慰的变化。 2 常见表现:忘事忘词但生活自理 吴东辉介绍,轻度痴呆的常见表现,主要有以下4条: 1、记忆力差,丢三落四,反复问一个问题; 2、以前能轻松熟练完成的事情,现在做起来吃力,或者根本不会做; 3、经常忘词,或者讲话时找不到合适的词; 4、理解困难,比如看到电视遥控器,知道是“遥控器”,却不会用。 “尽管有上述这些表现,但是,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却可以应付日常生活,比如他们会自己穿脱衣服、洗澡,甚至可以做简单的家务。”吴东辉说。 另外,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可能具备上述的所有表现,也可能只具备一个表现。吴东辉特别强调,轻度痴呆患者对于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也会在相当长的时间保持良好的能力,一般接触并不会发现他们有异常。 比如,何阿姨年轻时是会计,算账是她的强项,所以即使认知功能开始下降,而算账仍然很“了得”。也有的人表现为言语受损,比如他知道“医生”是给人看病的,却称呼不出“医生”这个词,他知道“医院”是医生工作的地方,却无法讲出“医院”这个词。 “这些细小的变化,普通人都会认为是反应变慢了,不会加以留意。但是,实际上已经出现认知损害的苗头了,只是大家对这些外在的信号没有关注。” 3 要不要治?医生有两派观点 随着社会进入老龄化,老年痴呆患病率也在上升。2013年北京的调查显示,北京55岁以上市民中,轻度认知障碍的患病率为15.7%;上海的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市民轻度认知障碍患病率为20.1%,远高于痴呆的患病率。 每年有10-15%轻度认知障碍的人会发展为痴呆;6年后,有80%的人进展为痴呆。根据吴东辉的介绍,人们对轻度认知障碍不能掉以轻心。 以前,人们认为人老了,自然会记忆差,变得糊涂也不稀奇,是“老糊涂”,所以对“记忆差”不会在意,更不会就诊。吴东辉指出,其实,很多这样的中老年人是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即使是医生,如果不是从事痴呆研究的医学专家,对此也都不以为意。但是,随着对痴呆研究的深入,治疗痴呆的手段的增加,国际医学界对轻度认知障碍开始重新认识:它其实就是老年痴呆的早期阶段。 吴东辉告诉记者,目前医生对如何管理轻度认知障碍,观点存在分歧。一部分医生比较保守,认为既然记忆、言语等认知损害不严重,暂时不吃药,定期监测记忆功能的变化,可以参加脑力和身体等锻炼。 另一部分医生则观点比较激进,他们认为,虽然痴呆的外在症状表现得不严重,但患者的大脑已发生了变化,如脑神经细胞已经开始死亡,有些神经递质开始变化,服用抗痴呆药物可以逆转、阻止或者延缓神经递质的变化,所以一旦确诊轻度认知障碍,就应该早点服用药物。 4 自我管理:发挥所长发现新兴趣 不过,无论是激进的医生或是保守的医生,他们都认为,患了轻度认知障碍的人要加强自我管理。 首先要把目前擅长的领域继续发扬,加强训练。比如何阿姨会算账,可以在购物或买菜时请她练习算账,以巩固她算账的能力;如果李叔叔爱好游泳,就可以经常去游泳,锻炼他的身体,也可以改善代谢;如果张大妈擅长画画,则可以鼓励她继续,甚至多花时间练习画画。 其次是开发新的兴趣。比如原来不会下棋,家人可以教他下些简单的棋类,这样既做了认知刺激治疗,又使得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还能体会到老有所为的价值感。12
2016-05被锁起来的医患世界:美女护士与精神病患者
而立之年的护士高贝,瞥了一眼左手腕上的白色手表,抱起两岁大的女儿匆匆走出家门。在上班之前,她得先顺路去一趟孩子的爷爷奶奶家,把孩子托付给两位老人后,再快步走向离家最近的公交站,搭乘公交车匆匆抵达医院。 早上7:30的阳光正是耀眼的时候,常年生长在罗湖区翠竹路两旁的茂密树木也拦不住它从枝叶的缝隙中穿透。物管员老廖站在深圳市康宁医院大门前的岗亭中,从窗户探出半边身子,透过金丝边眼镜看了看来访车辆的号码牌,随即伸手递给司机一张停车卡。岗亭两侧是刷着黄色和黑色油漆的栅栏道闸,道闸又各自连接着一扇约两米高的银色铁门。 高贝轻松推开铁门,直奔一楼大堂的电梯厅,按下六楼按钮后,便倚靠在电梯墙上思索:曾经有一位任职于大型医院的主任在吃饭时对她说,“小姑娘,我看你当护士肯定不会超过三年,肯定干不了,要是超过三年,你来找我,我请你吃饭。” 走出电梯,高贝右转至儿少心理科病区大门一侧的人脸识别机器前,“5月12日”字样让她忍不住冲着机器微微一笑。今天是她任职护士满8年的日子。她所在的医院,叫深圳市康宁医院,是深圳市的精神卫生专科医院。 今天是高贝在康宁医院任职护士满8年的日子(晶报记者陈雯莉/文金羽泽/图) 放弃 就读小学二年级时,高贝随父母工作调动从四川来到深圳,转学到景鹏小学,一家三口居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住宅小区里。高贝的父母在国企工作,家里的亲戚朋友也没有与医疗卫生沾边的职业,在高考之前,学医、从医的想法从未有过,她说最想当的是模特和空姐,因为她长得很高,很让人羡慕。 高贝确实有成为空姐的条件,她的身高1米68,有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清秀的脸庞笑起来亲切温柔,右边嘴角处的一颗小痣又给她增添了几分俏皮。 但在高考前,高贝选择听从父母和老师关于未来就业的指引和建议,报考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医学护理专业,展开为期三年的学习,直到2007年6月毕业。 福田人民医院是高贝步入社会的第一站。她穿着白色的护士服,戴着护士帽,站在医院一楼大堂当导医。她说,这工作很累,每天站在那里不停地走,做分诊和指引的工作,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于帮医生给外国病人当翻译。 2007年底,高贝在大学同学的劝说下跳槽到深圳航空公司当航空护理专员。“那边的收入是导医的两倍,而且也是做一些护士专业的活。”她托着下巴想了想说,航空护理专员就是在地面的医务所给内部职工打针、发药。 医务所人来人往,高贝认识了一位深航人事部的面试官,她管那面试官叫周姐。周姐曾经是一名空乘,随着年龄渐长,最后调至人事部工作。第一次见到高贝,周姐就开始上下打量她,之后每次相遇,周姐总是会对高贝说,“你的身高、年龄等各方面条件都符合空乘的要求,你做这个护士还不如来面试当空乘,你来一定过。” 高贝很动心,在爸爸的支持下,她挽着妈妈的胳膊一起逛商场,顺势买下了心仪的面试礼服。但同时,高贝也很纠结和挣扎,虽然很向往小时候的理想,但她不想放弃苦读三年的专业。 面试前一晚,她躺在床上睁着眼翻来覆去地想,妈妈敲门进屋特地对高贝嘱咐了一声,“再考虑一下。” 第二天一早,高贝决定放弃空乘的面试。她说,有一点点擦肩而过的感觉,但觉得自身的性格更加适合踏实的工作,更倾向于比较熟悉的行业。原来,在深航工作期间,高贝已报考深圳市康宁医院的职员考试,她也是唯一笔试通过的人选——原本拟招聘三名护士,最后只剩下高贝一人,那年她22岁。 委屈 “什么时候进入康宁医院?我记得特别清楚——2008年“5·12”护士节,手续正式办好。”高贝一字一句坚定不移地说。由于医院缺乏人手,2008年3月,高贝便以临聘的身份开始工作,从助理护士做起。 据2005年深圳居民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全市18岁以上居民中精神疾病患病率高达21.19%,重型精神疾病患病率为1.41%。2015年,康宁医院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称,目前应管患者人数近1.6万,已纳入系统管理的在90%左右,但被纳入管理系统的患者数量,与官方推测实际患者数量相去甚远。 深圳是一座高速运转的城市。随着大量人口的流入、生活成本的提高,不少人自然而然会将身边的精神疾病患者,与大都市的生活压力联系在一起。但康宁医院的医务人员说,压力或许是其中一个原因,不少患者的病因来自遗传。 高贝与另一名同事一起在办公室听候工作派遣。主任原本打算安排高贝到女病区,但在下决定之前,她又匆匆瞄了一眼面前的两人,随后不紧不慢说出了最终想法,“你们俩换一下吧,你那么高,你去男病区吧。” 被一眼决定命运的高贝不禁有点难过。那时候,医院的新楼没有建设好,旧楼空间小,分区没有这么细,男病区接收的基本都是重症男患者。 早上9点,在护理部干事的带领下,高贝首次踏入男病区,一道紧锁的铁合金大门进入她的视线。护理部干事解锁后使劲推开厚重的门板,高贝紧随其后,待两人都跨过门槛后,只听背后传来“哐当”一声,大门重新合上。护理部干事锁上门后还来回推拉了几下,确认门已经锁好。 站在一旁的高贝看着病区,那时候是冬天,患者穿着厚厚的棉袄在走廊一边摇晃一边慢悠悠地来回走动,很多患者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高贝第一次见到精神病患者,恐惧充斥了内心。 她说,病区通常挂有防跌倒、防自杀、防冲动等警示,“防色情”是男病区特有的一项。作为一名新人,高贝既年轻又没什么经验,很快就成为患者“欺负”的对象。 35岁的胖子杰(化名)是第一个欺负高贝的患者。他因为长期服用摇头丸、止咳水等精神活性物质导致精神障碍,被送入院治疗。高贝工作时,他经常紧紧地尾随其后,时不时说一些令她难堪的话。有的症状尚未完全控制的躁狂患者,还会趁高贝不注意时故意进行肢体接触。 “除了恐惧还会担心,心里很委屈,不知道可以跟谁说。”高贝低着头,嘟囔着。 以前男病区有个规定,每名护士都要随身配备一个打火机,在吸烟时间由护士帮需要吸烟的患者点烟,并让他们到规定的区域吸。打火机是医院内众多禁止携带的物品之一,绝对不能交到患者的手上。 高贝查房的时候,一名不到20岁的患者总是围着她转,有时候像小孩一样发出“嘿嘿嘿”的玩笑声,有时候突然从背后冒出来吓人。高贝被折磨得忍无可忍,她随手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按下启动器,点着火,男孩顿时被吓跑。高贝没想到这招这么管用,当男孩再次靠近时,高贝再度掏出打火机点着火。这时,一阵严厉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高贝,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这样做太危险啦!” 点火的行为被副护士长正好瞧见,因为只看到了点火的瞬间,没有看到前面的过程,副护士长当众把高贝狠狠地批评了一番,高贝的眼泪一下子掉了下来。 她躲到空无一人的小房间里,偷偷地抹眼泪。一位医生经过时发现了高贝,了解情况后一边安慰一边教她怎么做应急处理,这让高贝心里舒坦了一些。 “当时的自己就是刚毕业的‘傻白甜’,也没想为自己争取什么,只想着刚来就好好工作,对患者的病症行为还不懂得那么多。” 同学 早交班会议在8:00开始。高贝通过人脸识别打开了儿少心理科病区的大门,待确认大门关好上锁后,朝走廊尽头的更衣室疾步走去。 她打开14号储物柜,里面摆放着洗脸、卸妆等日常用品,还有牛肉干、小饼干等零食堆放在角落,那是专为夜班准备的伙食。高贝娴熟地换上护士服、袜子和鞋子,绑起头发,把手机和笔记本装在护士服的口袋里,便前往会议室参加交班。 儿少科接收的是18岁以下的精神、心理疾病患者,在那里,无论是护士还是医生都习惯喊大家“同学”或“孩子”。为了迎合年幼群体的兴趣爱好,科室走廊的墙壁、沙发、桌子都由各种色彩来装饰。活动区设有简易滑梯,墙壁上挂有同学们的卡通画作,靠近文娱室的位置还有一张乒乓球台,小高(化名)同学正和妈妈比拼球技。 高贝拿着“打卡神器”,跟着护士长逐一巡查14间病房,每到一间病房询问同学的身体状况后,她就把“神器”对准墙壁上的磁铁原点按一下,打卡成功意味着查房记录已经传输到了护士站的电脑上。 在8年的工作生涯中,高贝在儿少科遭遇到唯一一次暴力攻击。 那是2015年9月的一个星期五下午,高贝顶着昏昏沉沉的脑袋抵达护士站准备值夜班。不少男家属已到食堂帮孩子打饭。高贝独自坐在护士站,隔壁房间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动静,紧接着,何同学的妈妈冲出房间四处逃脱,后面是穷追不舍、挥舞拳头的儿子。 14岁的何同学患有较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脑子有很多幻觉妄想,常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时喃喃自语,跟脑海中的声音对话。 在那个声音的命令下,何同学让妈妈算一个日子。 “妈妈不懂算啊!” 一句回复激怒了儿子,他随即挥舞拳头追着母亲发泄,还破坏了病房的公共电视机。 面对突发情况,高贝迅速联系了保安。她看到何同学愤恨的样子,知道仅凭一己之力肯定无法控制住他的行为。但没办法,她要帮助那位母亲。 高贝慢慢靠近何同学,伸手拉了一下他的手臂试图阻拦,何同学转身的表情让她惊出一身冷汗。“那个眼神就像狼一样凶狠。”高贝立即成为何同学攻击的对象,重重的拳头一次次砸在她的头上,毫无还手之力,那十几秒钟过得十分漫长。 保安出现制止患者后,高贝试着调整自己的状态和情绪,由于晚上只有她一人值班,必须坚持下来撑到交班时间。好几个晚上,高贝总是能感到何同学的凶狠眼神在脑海中一遍遍闪过。 但是,高贝说她不后悔,如果还有一次这样的事,她仍然会选择这样做。她还笑着说,打那以后,她的反应变灵敏了,跑步的速度也变快了。 流浪儿 大约3个月后,儿少科接收了一名来自福利院的同学。他很瘦小,测血压时,细长的胳膊都让高贝看着心疼。他叫小亮(化名),是一个流浪儿,被人送去了福利院。没人知道他流浪了多长时间,经历了些什么,有什么病史,因为他从进福利院开始就不会说话,也不敢看人。 高贝说,小亮来到医院后有很多他们从没见过的习惯,比如捡垃圾吃,抢别人手里的东西吃,随便翻其他孩子的抽屉找吃的。她给小亮一个食物,那孩子就像猴子一样,一把抢走一口塞进嘴巴里。 小亮不爱吃药,也许是觉得药苦。高贝和其他护士想尽办法哄劝都没有效果。 “后来我就从家里给他带一些糖或者蛋糕,他很喜欢吃。我们就哄他说你吃了药就给你吃糖,真的有效喔。我每次上班想起他就会给他带蛋糕卷,有时候也逗逗他,照顾他的起居,他的情况也慢慢转好。” 高贝一如往常伸手给小亮递去一个蛋糕卷,他没有抢,而是迟疑了一下,突然抬起头,那种眼神至今都还烙在高贝的记忆里。 “妈妈。” 那声音有些沙哑,吐字有些含糊,但高贝完全听清了,清晰到泪水一下子充盈在眼眶中,那是她第一次听到小亮说话。 高贝说,入院大半个月以后,小亮改变了许多,他可以安安静静地吃饭,可以自己上厕所,可以自己洗澡,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他跟着护士们参加拔河比赛,看其他同学下棋。他会冲着别人笑,偶尔还会叫其他人一声“妈妈”。 回想起小亮的点滴,高贝的眼眶又红了一圈,她说无论什么时候记起这事,都会让她感动不已。 为病患配药,不能有丝毫差错 高贝将病患抽取的血液贴上标签 晶报2015年5月12日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