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

强迫症与性格关系紧密

　　在所有的神经症当中，强迫症是最痛苦的一种。深圳市康宁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周云飞说，这其中的痛苦之处就在于：明明知道这些事情是不必要去想、不必要去做的，自己却还要这么去想、这么去做，导致患者异常痛苦。所以，强迫症患者的求治愿望一般都非常强烈，而普通人往往很难体会强迫症患者的痛苦。　　在深圳患有焦虑障碍的人群中，尤以强迫症患者为多。周云飞认为，强迫症的产生与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认识强迫性个性，有利于我们在生活中调整好自己。强迫症个性主要有如下几类—— 　　1追求100%的确定　　周云飞说，追求100%的确定，是一种明显的强迫症个性。“生活中(尤其是将来的、或者尚未发生)的事件，通常总是不确定的。一般的人能接受这种不确定性。然而强迫症个性是追求100%的确定性，但这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故而强迫症患者对自己言行的正确性会反复地产生怀疑。” 　　当然，普通人在生活中也会有怀疑，比如怀疑下车后关好车门没有?不过，一般的人即便没有办法去验证，也不会因为这一怀疑而痛苦不堪。　　而强迫性怀疑与此不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怀疑呢?就是对自己已经做好的事情，他还要怀疑：明明做好了，但觉得没有100%的把握，还是不放心。” 　　比如有些强迫症患者对某件事不太确定，经常反复要求他人不厌其烦地给予解释或保证，比如反复几十遍重复问家人手洗干净了吗?有时则自问自答。再如有的强迫症患者出门后，反复担心门没锁好：上班走到半路突然想起，又返回检查，再去上班后仍然不放心，因为虽然知道之前的那几次门都是关好的(一次次回去检查都验证了)，但是最后的那一次是否把门关好了?对这一问题非常不放心，因为最后那一次关门是不可能得到验证和100%的确定的。于是他后来再打电话给家人，“再回去看看家里煤气和门关好没有”。这种“不放心”，与我们普通的担心、怀疑，显然是不一样的。　　2完美主义　　强迫症的人追求完美，对自己要求很高，要求不做无用之事。如果生活中做了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就会觉得是在浪费生命、不够完美，于是痛苦不堪。　　例如有的强迫症患者的脑子里总是出现一些反义词，如想起“和平”就马上联想到“战争”;看到这个物品是白色的，马上就想到黑色;或看见4就想到死;想起生病，就马上联想到细菌等。他们认为这些内容毫无意义，但又控制不住去这样想，为此非常痛苦。　　“事实上，人的思维和想什么内容，其实自己是控制不了的。但强迫症患者对自己的要求非常苛刻，他们要求自己做到‘该想的就想，不该想的就不想’，而这又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强迫症的人就这样和自己的思维作斗争，让自己痛苦万分。” 　　3道德与禁忌　　周云飞指出，人性中有很多本能的冲动，如性和攻击等。一般人会允许自己有不符合道德层面的想法，但会控制自己、而不付诸行动，不触犯法律和道德谴责即可。但是强迫症患者不仅不允许自己出现那些行为，就连有那些想法也不允许，否则就会自责、自罪。　　强迫性冲动通常是不会付诸行动的。一位14岁病人的强迫症状是重复检查水龙头开关。通过对他的精神分析发现，患者对父母有愤怒的情绪。患者通过置换的方式，将打开水龙头象征为溺毙父母，又通过重复检查以确定水龙头是关着的结果，来抵消其罪恶感。他本人认为自己的症状是“愚蠢又可笑”的，原因是他不允许自己对父母有愤怒和敌意的想法。　　还有一个20多岁的男孩，上街时总是将双手死死地插在裤兜里，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担心别人讲他是流氓。因为他有种“总想去拥抱一下女性”的想法，所以为了防止自己去行动，他就将双手死死地插在裤兜里，就不会产生这种流氓的行为了。其实，如果他不将双手插在裤兜里，他也不会真的行动的，所以患者自己也明知道这种症状是不必要的，但他总是欲罢不能。　　4思维万能　　“在强迫症中，思维万能(想什么就如同发生了什么)的存在表现得最为明显。”周云飞说，强迫症患者会因为某种深重的罪恶感而心情压抑(这种罪恶感是如此之深，通常只在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身上才会有)，它源于潜意识中那种强烈的、经常巴望他人早死的愿望和想法，它不过是潜意识的思想，而非有意的行为，但患者却将想法当成了事实，故而异常痛苦。　　周云飞认为，在这样的患者身上，思维万能发挥着不可限量的作用。强迫症患者害怕表达任何邪恶的愿望，好像表达了最终一定会导致它们的实现，深信仅凭着思想就能改变外在世界;而其中所禁忌的，恰是人类最本能的愿望。　　比如，一位妻子恐惧并远离剃刀，害怕自己用刀割了小孩的喉咙。显而易见，她对剃刀禁忌的真实原因，在于她极力想排斥“希望小孩死去”这一潜意识愿望——这既代表某种潜意识愿望，又代表对这一愿望的排斥。思维万能让强迫症患者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并通过强迫症状来惩罚自己。　　相关链接　　自我强迫与自我反强迫：一种你强我更强的恶性循环　　深圳市康宁医院主任医师胡赤怡指出，不管强迫症的外在表现形式如何不同，其内在的心理症结却如出一辙。　　所谓强迫，首先都是“自我强迫”，患者所体验到的强迫观念、意向和冲动，都来源于自我，而非出于职业需要、外力强加或他人干预;其次，便是“自我反强迫”，所有的强迫观念、动作和行为，均违反患者本人的意愿，于是竭力抵抗、排斥，但又无法也无力控制。　　自我强迫与自我反强迫形成尖锐的冲突，相互对立、又同时存在，互相矛盾、又互为因果。自我强迫的出现，诱导了自我反强迫的萌生，反过来又导致了自我强迫的壮大。这是一种你强我更强的恶性循环方式，但反强迫总处于相对劣势。　　尖锐的冲突带来了极大的焦虑和痛苦，为了缓解，强迫怀疑的患者出现了强迫检查、强迫询问、强迫性仪式动作;洁癖者产生了强迫清洗;强迫意向、强迫情绪、强迫回忆和强迫联想的患者，对某些特定的情境或对象感到惧怕、回避。　　强迫观念，包括强迫思维、强迫情绪和强迫意向，是强迫症的核心症状。而强迫动作和行为，则是患者为减轻强迫观念引起的焦虑、不由自主地采取的顺应行为。绝大多数强迫症、尤其是发病时间不长的患者，一般都能认识到强迫观念是异常的，同时也知道强迫动作和行为是不必要的，只是欲罢不能，无法摆脱而已。　　强迫症患者的痛苦具有四重性，类似于四重奏或四重唱。一重痛苦来源于强迫与反强迫的冲突，二重痛苦由对欲罢不能的强迫动作和行为的懊悔而引发，三重痛苦源于对强迫观念和行为毫无现实意义和经济价值的反思，四重痛苦则由前述三重痛苦以及旷日持久的强迫动作和行为对日常工作与生活的妨碍所引起。　　可见，强迫症的心理症结并不十分复杂，现代种种关于强迫症的心理治疗策略，则均由此派生而来。

中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达510万医师仅2万

　　原标题：精神病人谁呵护来源：人民网　　一名精神病人拖垮一家　　我国将精神分裂症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在册管理。精神病对患者及其家人都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采访中，71岁的郭九香数次哽咽。她的丈夫已去世，大女儿和小儿子先后患精神病。外孙女每月仅有1000多元的收入，她和外孙女共同承担着家庭的重担。　　女儿和儿子先后住了4次院。“银行不贷款给我，后来找了个远房亲戚做担保人，才贷出5000元给女儿看病，住院花了9000多元，还欠医院4000多元。”郭九香说。　　儿子发病时六亲不认，称饭里有毒而绝食，情绪激动时会打人，郭九香经常被儿子打伤。邻居们也经常受到他的骚扰，有一次他还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了。儿子每个月仅有390元的补助。一盒药62元，一个月要吃12盒。另外，治疗脑梗的药每月还要花800多元。　　由于常年照顾两个患病子女，郭九香心力交瘁。她患有子宫肌瘤，医生建议切除子宫，她没钱做手术，一直拖着，肚子疼就吃止疼药维持。“这几年岁数大了，身体不好，拾废品也不行了。我不管他们谁管呢?”郭九香抹着眼泪说。　　“一个精神病患者拖垮一个家。”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主任刘慧兰说。她在门诊经常看到家属眼神里的无奈，有的家属甚至就在诊室里嚎啕大哭。“精神病不同于其他的疾病，这种疾病对于病人、家属都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 　　因负担不起每年三四万元的治疗费用，安徽省临泉县迎仙镇的常德义曾经将儿子锁在家中。县残联得知后，为其办理了贫困精神病人药费补助，医药费大部分由新农合报销，剩下的由民政部门救助解决。常德义说，对儿子的病原本不抱希望，现在国家给政策，一家人又有了希望。　　我国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在册管理。目前，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达1亿人以上，重症者超1600万人。截至2015年底，我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510万人。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闫芳说，对于在册管理的病人，北京市实行门诊免费服药制度。如果患有身体方面的疾病，可免去医保住院报销起付线部分。如果属于低保人员，可以按救助途径获得相应的救济资金。对于监护人来说，根据患者精神残疾的等级不同，可以申领每月100—300元的护理费。她提醒，患者可以去医院做精神残疾鉴定，根据残疾程度不同，去残联申领数额不等的残疾人补贴。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指出，我国将完善精神卫生服务的整合保障机制，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治等制度衔接，发挥整合效应，不断提高贫困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保障水平，为他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康复服务。　　精神科医生“挨打受穷” 　　精神病医院属于公益性机构，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拨款生存。精神科医护人员收入低，专业岗位补贴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　　在一次查房中，河北邢台精神病医院医生徐红霞遭到患者袭击，她的鼻骨被打断，现在鼻子还留有伤疤。另一位医生在一次护理中，被患者打成了“熊猫眼”。徐红霞说：“被精神病患者袭击是很常见的事，每一位医生都被精神病患者打过，有时没防备，突然间就挨一巴掌。” 　　“挨打受穷”，这是精神科医生的真实写照。与其他医生相比，精神科医生更容易挨打，收入更低。20多年前，闫芳在外地刚参加工作时月薪仅100元左右，其中精神卫生专业岗位补贴也就是俗称的“挨打费”大约为27元。如今，这项补贴并没有随工资同比例提高，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以前，精神科医生可以享受浮动一级工资的待遇。8年以内上浮一级工资，工作年满8年再向上浮动一级。近几年，这项政策被取消了。　　邢台市精神病医院院长刘一宝说，精神科医护人员的收入比同级别医院的其他医生至少低1/3。即使在综合医院里，精神科也是边缘科室，主要原因是不能给医院创收。　　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1.71张/万人口，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49名/10万人口，且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城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增加到4万名，缺口近2万名。　　精神病医院属于公益性机构，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拨款生存。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院长栗克清认为，精神科医护人员收入低，根源在于补偿机制不合理。政府对医院的投入集中在基础建设上，医院的收入主要依靠医疗设备收费和医生开药，由此导致精神科医生的收入普遍偏低。　　按照《精神卫生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职业保护，提高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待遇水平，并按照规定给予适当的津贴。　　精神疾病不像躯体性疾病一样，没有化验单，没有检查设备，精神检查完全是依靠医生个人技能去诊断。目前，普通挂号费只有5元，而医生的问诊时间至少需要15分钟，有的病人要花半个小时以上。闫芳建议，精神科医生的收入应适度提高，并形成动态调整机制。　　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李占江说，改变精神病医院生存难题，关键是形成合理的价格补偿机制。精神科医生的专业补贴不能缩水，一定要提高其“含金量”，这样才能增加整个行业的吸引力。　　病人渴望回归社会　　精神疾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就很难揭下，可能会伴随终生。即使康复，患者也很难回归社会　　41岁的河北保定居民孟女士，18岁时患上精神分裂症，发病时会产生幻听。她在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已3年半，在此之前断断续续住过几次，出院后药物维持不久，病情反复发作。14年前她和丈夫离婚，也失去了对孩子的抚养权。自从住院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儿子。　　孟女士住院期间病情已经缓解，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抵抗住杂音的干扰。她想出院照顾年迈的母亲，也想给儿子看管小孩，觉得出院后能够独立生活和工作。“可家里人不愿意来接我，哥哥姐姐怕我出院后没人照顾再犯病。” 　　精神病人如何回归社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精神疾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就很难揭下，可能会伴随终生，患者即使康复了，也得不到社会的包容和认可。闫芳说，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犯罪率和正常人相比差不多。一些媒体报道后，精神疾病暴力犯罪比例被放大。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多是家庭管理，患者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不利于回归社会。栗克清认为，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应该在精神病院，而康复工作应该在社区里，回归社会需要更多社会组织参与。　　深圳市康宁医院院长刘铁榜认为，来自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是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面临的最大障碍，自卑、胆怯的心理阴影始终伴随着他们。营造平等、宽松的环境，是精神病患者融入社会的一剂“良药”。　　深圳“蒲公英会所”是一家精神康复机构。患者不再是被治疗的对象，而是具有高度自主权的会员，会员有平等参与会所活动的权利。小慧是“蒲公英会所”的会员，现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员，主要负责将公司产品传到网上。她说，会员之间都是平等的，平时一起参与会所组织的娱乐活动，让她交到朋友，学会与人沟通，不再那么孤僻了。　　王国强认为，应大力推广“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精神障碍和精神残疾康复工作模式，建立完善医疗康复和社区康复相衔接的服务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源提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社会。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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