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深圳市康宁医院）

中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达510万医师仅2万

　　原标题：精神病人谁呵护来源：人民网　　一名精神病人拖垮一家　　我国将精神分裂症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在册管理。精神病对患者及其家人都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采访中，71岁的郭九香数次哽咽。她的丈夫已去世，大女儿和小儿子先后患精神病。外孙女每月仅有1000多元的收入，她和外孙女共同承担着家庭的重担。　　女儿和儿子先后住了4次院。“银行不贷款给我，后来找了个远房亲戚做担保人，才贷出5000元给女儿看病，住院花了9000多元，还欠医院4000多元。”郭九香说。　　儿子发病时六亲不认，称饭里有毒而绝食，情绪激动时会打人，郭九香经常被儿子打伤。邻居们也经常受到他的骚扰，有一次他还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了。儿子每个月仅有390元的补助。一盒药62元，一个月要吃12盒。另外，治疗脑梗的药每月还要花800多元。　　由于常年照顾两个患病子女，郭九香心力交瘁。她患有子宫肌瘤，医生建议切除子宫，她没钱做手术，一直拖着，肚子疼就吃止疼药维持。“这几年岁数大了，身体不好，拾废品也不行了。我不管他们谁管呢?”郭九香抹着眼泪说。　　“一个精神病患者拖垮一个家。”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主任刘慧兰说。她在门诊经常看到家属眼神里的无奈，有的家属甚至就在诊室里嚎啕大哭。“精神病不同于其他的疾病，这种疾病对于病人、家属都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 　　因负担不起每年三四万元的治疗费用，安徽省临泉县迎仙镇的常德义曾经将儿子锁在家中。县残联得知后，为其办理了贫困精神病人药费补助，医药费大部分由新农合报销，剩下的由民政部门救助解决。常德义说，对儿子的病原本不抱希望，现在国家给政策，一家人又有了希望。　　我国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在册管理。目前，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达1亿人以上，重症者超1600万人。截至2015年底，我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510万人。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闫芳说，对于在册管理的病人，北京市实行门诊免费服药制度。如果患有身体方面的疾病，可免去医保住院报销起付线部分。如果属于低保人员，可以按救助途径获得相应的救济资金。对于监护人来说，根据患者精神残疾的等级不同，可以申领每月100—300元的护理费。她提醒，患者可以去医院做精神残疾鉴定，根据残疾程度不同，去残联申领数额不等的残疾人补贴。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指出，我国将完善精神卫生服务的整合保障机制，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治等制度衔接，发挥整合效应，不断提高贫困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保障水平，为他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康复服务。　　精神科医生“挨打受穷” 　　精神病医院属于公益性机构，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拨款生存。精神科医护人员收入低，专业岗位补贴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　　在一次查房中，河北邢台精神病医院医生徐红霞遭到患者袭击，她的鼻骨被打断，现在鼻子还留有伤疤。另一位医生在一次护理中，被患者打成了“熊猫眼”。徐红霞说：“被精神病患者袭击是很常见的事，每一位医生都被精神病患者打过，有时没防备，突然间就挨一巴掌。” 　　“挨打受穷”，这是精神科医生的真实写照。与其他医生相比，精神科医生更容易挨打，收入更低。20多年前，闫芳在外地刚参加工作时月薪仅100元左右，其中精神卫生专业岗位补贴也就是俗称的“挨打费”大约为27元。如今，这项补贴并没有随工资同比例提高，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以前，精神科医生可以享受浮动一级工资的待遇。8年以内上浮一级工资，工作年满8年再向上浮动一级。近几年，这项政策被取消了。　　邢台市精神病医院院长刘一宝说，精神科医护人员的收入比同级别医院的其他医生至少低1/3。即使在综合医院里，精神科也是边缘科室，主要原因是不能给医院创收。　　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1.71张/万人口，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49名/10万人口，且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城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数量增加到4万名，缺口近2万名。　　精神病医院属于公益性机构，缺乏造血功能，主要靠政府的拨款生存。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院长栗克清认为，精神科医护人员收入低，根源在于补偿机制不合理。政府对医院的投入集中在基础建设上，医院的收入主要依靠医疗设备收费和医生开药，由此导致精神科医生的收入普遍偏低。　　按照《精神卫生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职业保护，提高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待遇水平，并按照规定给予适当的津贴。　　精神疾病不像躯体性疾病一样，没有化验单，没有检查设备，精神检查完全是依靠医生个人技能去诊断。目前，普通挂号费只有5元，而医生的问诊时间至少需要15分钟，有的病人要花半个小时以上。闫芳建议，精神科医生的收入应适度提高，并形成动态调整机制。　　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李占江说，改变精神病医院生存难题，关键是形成合理的价格补偿机制。精神科医生的专业补贴不能缩水，一定要提高其“含金量”，这样才能增加整个行业的吸引力。　　病人渴望回归社会　　精神疾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就很难揭下，可能会伴随终生。即使康复，患者也很难回归社会　　41岁的河北保定居民孟女士，18岁时患上精神分裂症，发病时会产生幻听。她在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已3年半，在此之前断断续续住过几次，出院后药物维持不久，病情反复发作。14年前她和丈夫离婚，也失去了对孩子的抚养权。自从住院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儿子。　　孟女士住院期间病情已经缓解，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抵抗住杂音的干扰。她想出院照顾年迈的母亲，也想给儿子看管小孩，觉得出院后能够独立生活和工作。“可家里人不愿意来接我，哥哥姐姐怕我出院后没人照顾再犯病。” 　　精神病人如何回归社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精神疾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就很难揭下，可能会伴随终生，患者即使康复了，也得不到社会的包容和认可。闫芳说，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犯罪率和正常人相比差不多。一些媒体报道后，精神疾病暴力犯罪比例被放大。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多是家庭管理，患者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不利于回归社会。栗克清认为，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应该在精神病院，而康复工作应该在社区里，回归社会需要更多社会组织参与。　　深圳市康宁医院院长刘铁榜认为，来自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是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面临的最大障碍，自卑、胆怯的心理阴影始终伴随着他们。营造平等、宽松的环境，是精神病患者融入社会的一剂“良药”。　　深圳“蒲公英会所”是一家精神康复机构。患者不再是被治疗的对象，而是具有高度自主权的会员，会员有平等参与会所活动的权利。小慧是“蒲公英会所”的会员，现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员，主要负责将公司产品传到网上。她说，会员之间都是平等的，平时一起参与会所组织的娱乐活动，让她交到朋友，学会与人沟通，不再那么孤僻了。　　王国强认为，应大力推广“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精神障碍和精神残疾康复工作模式，建立完善医疗康复和社区康复相衔接的服务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源提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社会。　　来源：人民网

打造“五位一体”的社区精神卫生防控体系

　　每年的10月10日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世界精神卫生日”。在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前夕，记者就深圳市精神卫生方面的问题，对深圳市康宁医院刘铁榜院长进行了专访。面对医院未来的发展，刘铁榜院长强调：“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已在最薄弱的末端即社康中心，建立了由社区民警、社区工作站人员、社康中心精防专干、残联专干和家属组成的五位一体的关爱和帮扶小组，通过这些措施弥补网底不足的问题，建好社区精神卫生防控体系。”　　严峻的深圳精神卫生形势　　对于目前深圳的精神卫生防控现状，刘铁榜甚为忧虑。他说，一是流动人口数量大。这些流动的非户籍精神病人“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与谁在一起、是否接受了治疗等，都是不明确的问题，由此带来我们在管理上的困惑。”“媒体上一旦有深圳发生相关刑事事件的报道，我都紧张关注：是否来康宁医院治疗过、是否属于我们管理范围的病人，可以说是提心吊胆，这条线上工作人员的压力也很大”;二是深圳精神卫生医疗资源一直严重不足。相对病人可能庞大的基数是专业资源上的不足，目前深圳有600多张床位、精神科医生不足140名，而近邻广州有6350张床位，是深圳的10倍，精神科从业工作人员是深圳的5倍。因此深圳精神卫生防控形势是严峻而复杂。　　着力打造两个平台　　近几年，市康宁医院不断加强医教研防各方面建设、管理，探索精神卫生工作新模式，推动精神卫生事业发展。　　建立国内的学术交流平台。市康宁医院与国内精神医学领域的领军单位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即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携手合作，柔性引进他们的优势资源，帮助深圳精神卫生发展建设。该项合作得到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列入了我市“三名工程”建设项目。双方以设在市康宁医院的“北大六院深圳精神卫生中心”为平台，“我们计划将医院的管理人员、业务骨干、研究团队送到北大六院进修学习培训，每月北大六院的专家来深讲学、应诊、会诊以及指导科研，同时帮助推荐、培养优秀人才，为医院管理出谋划策，使医院在医教研及管理各方面上档次。”刘铁榜院长说。　　与国际领先的墨尔本大学精神科学系合作打造国际交流平台。刘铁榜告诉记者，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早为精神卫生立法的国家之一，墨尔本大学精神科学系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模式是WHO向全世界推荐的先进模式;市康宁医院与他们重点在社区精神卫生服务领域合作，切实把深圳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做好做强。希望引进墨尔本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模式，通过有效运作，解决我们资源不足问题。　　转型划分两个院区　　刘铁榜告诉记者，市康宁医院未来将有两个院区，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更好、更全面地服务市民。　　现坐落于罗湖的市康宁医院即罗湖院区随着其功能的改变，根据市医管中心、市卫计委的规划，将转型为深圳市心理医院，负责心理咨询与治疗;主要服务正常的人群、有心理烦恼困惑的人群和情绪行为障碍的人群，开展心理健康教育，预防发生精神疾病、帮助提高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以及心理辅导和轻型精神障碍的诊治。　　在建的位于坪山新区的深圳市健宁医院即坪山院区，预计于2017年底建成，可提供800张床位。市健宁医院建成后则为精神康复院区，负责重型精神障碍的诊治，同时提供流浪精神病人的救治、强制医疗病人的收治等医疗服务。目前健宁医院建设遇到了一些困难，希望各有关方面能够支持，加快建设进度。　　着重建立两个联盟　　市康宁医院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推进深圳精神卫生发展，发挥在全市精神卫生工作中领头羊的作用，融合全市相关资源，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精神卫生服务，于今年10月10日正式建立两个联盟，即深圳市精神卫生专科联盟、深圳市心理咨询工作联盟，从而打造面向全人口、全流程的精神卫生服务防控体系。　　深圳市精神卫生专科联盟，由市康宁医院发起，联合全市十个区精神卫生中心而建立。该联盟主要负责人才培养、专科诊疗协作、质量控制、技术力量动员及病人社区管理等，是面向于重性精神病人的服务，努力为患者提供便捷高效的精神卫生服务。　　深圳市心理咨询工作联盟，为市精神卫生中心与深圳12家知名的、有一定水平的心理咨询社会机构建立工作联盟，目的是帮助联盟单位发展心理咨询人才队伍及业务，提高心理咨询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使其服务行为规范化，提高市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社区居民心理保健和心理咨询服务的可及性。　　“我们计划将医院的管理人员、业务骨干、研究团队送到北大六院进修学习培训，每月北大六院的专家来深讲学、应诊、会诊以及指导科研，同时帮助推荐、培养优秀人才，为医院管理出谋划策，使医院在医教研及管理各方面上档次。”——刘铁榜院长　　持续发展三个重点　　1 儿童自闭症领域　　刘铁榜说，市康宁医院把儿童自闭症研究作为重点打造的领域之一，“我们建立了不管是工作人员的数量，还是服务人数、住院床位、业务占地面积等各方面，均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儿少心理卫生中心。”“我们将与墨尔本儿童医院建立协作关系，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打造为国内既大又强的儿少心理卫生中心。”由该学科团队主编出版的《孤独症诊疗康复与教育》一书，是中国残联向全国推荐的技术培训手册。　　2 情感障碍专科　　市康宁医院情感障碍科的发展经历了三代人，市康宁医院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开设了情感障碍门诊，属国内最早，也是国内建立情感障碍病房最早的，是国内目前最权威的专业著作《中国双相障碍指南》的主编单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中华精神科分会科研基金一等资助及双相障碍研究创新奖一等奖等，不仅具备良好的工作基础，也与上海、北京、广州及英国、墨尔本等建立了国内外学术关系，刘铁榜希望医院在情感障碍领域的优势继续得到巩固和发挥。　　3 精神疾病社区防治　　在这个领域，市康宁医院先后两度获得行业最高奖励——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颁发的精神分裂症回归社会杰出贡献奖，在国内率先提出建立了“院前预防-院中诊疗-院后康复和管理”即医院-社区一体化的模式。目前，深圳有全国最大的预防保健科，这支最大的队伍担负着繁重的深圳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现已建立“市精神卫生中心-区精神卫生中心-社康中心”三级防治网络，“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已在最薄弱的末端即社康中心，建立了由社区民警、社区工作站人员、社康中心精防专干、残联专干和家属组成的五位一体的关爱和帮扶小组，通过这些措施弥补网底不足的问题，建好社区精神卫生防控体系。”此外，还引进了国际上先进的主动式社区治疗项目。刘铁榜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让病人尽量回到社区，减少住院，减少床位的不足，体现城市对病人的关爱，全社会共同促进病人康复、回归社会”。　　心晴医患家属联谊会　　深圳市康宁医院建立了“心晴医患家属联谊会”，并于今年9月正式启动。该联谊会将为精神心理障碍患者、家属以及广大市民提供各类疾病常识、药物知识、心理健康知识、家庭自我照顾技能、精神卫生资源、信息资讯分享等课程及相关活动，征询患者、家属、市民对医院精神卫生服务的建议，维护患者健康及患者、家属合法权益等，针对疑难杂症提供预约专家会诊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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